隔离营的主管再次朝塔鲁他们三人走过来，他说，有位奥东先生要求见他们。他先带冈萨雷斯去他的办公室，然后把塔鲁和朗贝尔带到看台的一个角落，原先独自坐在一边的奥东先生忙站起来迎接他们。他仍跟以前一般穿着，仍戴着原先那副硬领。不过，塔鲁还是注意到，他鬓角的两绺头发翘得比过去高了许多，一根鞋带也散开了。这位预审法官面容憔悴，同他们交谈从非正面看他们一眼。他说，能见到他们他深感快慰，并托他们向里厄大夫致谢，感谢他为他家做过的一切。
在场的人都默不作声。
片刻之后，法官又说：
“但愿菲利普没有受太多的痛苦。”
塔鲁这是第一次听到他说出他儿子的名字，因此他明白事情起了变化。此刻，夕阳西下，阳光穿过两朵行云从西边平射进看台，把他们三人的脸染成金黄色。
“没有，”塔鲁说，“没有，他真的没有受什么苦。”
他们俩告辞时，法官一直在眺望阳光射进来的地方。
他们去向冈萨雷斯告别，这位球员正在研究一张轮班值勤表。他握着他俩的手时笑了起来：
“我起码又回到了更衣室，还是一样。”
过了片刻，主管送塔鲁和朗贝尔出营，这时从各看台传来一阵响亮的劈啪声，接着，太平盛世时用来宣布比赛结果或介绍运动队的高音喇叭带着嗡嗡声通知被隔离的人回各自的帐篷，以便发放晚餐。大家慢腾腾地离开看台，拖拖拉拉地回到帐篷。等大家都安顿好了，两辆火车站常用的那种电瓶车便在各帐篷之间行进，车上放着几只大锅。人们举着胳膊，两只长柄大汤勺伸进大锅里，然后舀出食品分别放到两只军用饭盒里，电瓶车随后再往前开，开到下一个帐篷前，再开始分发食品。
塔鲁对主管说：
“这倒挺科学。”
“是的，”主管握着他们的手得意地说，“很科学。”
夜幕降临时，天空已变得晴朗。隔离营笼罩在柔和而清凉如水的月光里。从四面八方响起勺子盘子的丁当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几只蝙蝠在营帐上空飞来飞去，随即突然消失了。在另一端的围墙外，一辆电车在铁轨的道岔上发出咔咔的响声。
在跨出隔离营大门时，塔鲁喃喃说道：
“可怜的法官，应该为他做点儿什么。但怎样才能帮助一位法官呢？”
在这座城市里还有好几个类似的隔离营，但笔者缺少那边的直接消息来源，出于谨慎，就不多费笔墨了。他能说的只有一点：那些隔离营的存在，从那里散发出来的人的气味，在暮色中传出的高音喇叭的喧闹声，围墙的神秘性，以及对这些远离尘寰的不祥去处的恐惧，都成了同胞们沉重的精神负担，给他们的惶恐和苦恼火上加油。各种事故以及市民同行政当局的冲突都在与日俱增。
到十一月末，清晨的天气已经变得非常寒冷。瓢泼大雨冲刷着路面，大雨过后，天空洁净如洗，万里无云，同闪光的街道相映成趣。每天早上，苍白无力的太阳向城市播撒它明亮但却冷冰冰的阳光。相反，到了傍晚时分，天气又重新暖和起来。塔鲁正好选定这个时间同里厄大夫谈谈心。
一天，大约晚上十点钟，塔鲁在一整天耗尽心力的工作之后，陪伴里厄去那位气喘病老人家里出诊。在老街区鳞次栉比的房屋上空，柔和的星光闪闪烁烁。微风无声地吹拂着，穿过黑黢黢的十字路口。这两个刚从静悄悄的街道走过来的男人，想不到碰上的这位病人如此健谈。老人告诉他们说，有些人并不拥护当局，说油水大的位置永远被同样的人包揽；他还引了谚语“瓦罐不离井边碎〔7〕”，末了，他搓着手说，有可能要大闹一场。大夫一边给他看病，他一边评论时事，没完没了。
塔鲁他们听见房顶上有脚步声。老太太发现塔鲁注意到这个情况，便解释说，有些女邻居在上面的平台上。他们同时还得知，从平台看出去，景色不错，而且本街区有些家的平台互相连接，妇女们可以足不出户就互相探访。
“没错，”老人说，“你们上去看看，那上面空气很好。”
他们发现平台上杳无一人，只放了三把椅子。从一边望出去，目力所及，只见一个个平台连绵伸展到黑压压的一大堆石头边，他们认出来那里是本城的第一座山冈。从另一边望过去，目光越过几条大街和看不见的海港，可以远眺那海天一色、波光隐约的地平线。比他们知道是悬崖的地方更远些，一缕微光时隐时现，很有规律，但他们不知道那光线的来源。原来那是航道上的灯塔，从今年初春到现在，它一直在为改道开往别的港口的船只旋转领航。在风吹云散、明净如洗的天空，星光闪烁，遥远的灯塔微光宛如尘埃，不时掠过星空。微风吹来香料和石头的气味。周围是一片深沉的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