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各家报纸必须服从上司的命令，宣扬乐观主义。一读报纸，就会看见对当前形势特点的描写，那就是：居民表现为“沉着和冷静的动人典范”。然而，在一个自我封闭、无密可保的城市里，谁也不会欺骗自己去相信什么共同作出的“典范”。要想对所谓的沉着和冷静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只需去某个检疫隔离病房或省政府建立的某个隔离营走走就够了。恰巧笔者当时在别处有事，不了解那里面的情况，所以只能在此援引塔鲁记载的事实。
原来塔鲁在他的笔记本里叙述了他和朗贝尔一道去探访市体育场一个隔离营的情况。体育场的位置几乎就在城门口，它的一端朝向通电车的街道，另一端俯临一片空地，空地一直延伸到城市所在高地的边缘。体育场周围一般都筑有水泥高墙，只要在四个进口处的大门设岗，任何逃逸都很难成功。同样，高墙也能阻止外面好奇的人进去打扰正在接受隔离的不幸的人。作为抵偿，那些不幸的人整天都能听到电车来往的声音，虽然看不见，却可以根据电车上变大的喧闹声猜测上班和下班的时间。他们因此而了解到，他们被排除在外的生活还在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继续进行，他们明白，水泥高墙隔断的两个世界相互之陌生，胜过它们各自处在两个不同的星球。
塔鲁和朗贝尔选择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去探访这个体育场隔离营。同他们一道前往的还有足球运动员冈萨雷斯，原来朗贝尔又找到了他，而且说服他最终接受了轮流管理体育场的任务。朗贝尔准备把他介绍给隔离营的主管。冈萨雷斯在与朗贝尔和塔鲁见面时，对他们两人说，鼠疫发生之前，他们见面这一刻正是他换上球衣准备出场比赛的时候。如今所有的体育场都被征用了，已不再可能进行球赛，他为此感到十分无聊，他看上去也的确如此。这也是他接受看管隔离营任务的原因之一，但他的条件是，只能在每个周末去工作。那天天气半阴半晴，冈萨雷斯抬着头遗憾地说，这种既不下雨也不炎热的天气最适宜于赛球。他尽情回忆在更衣室擦松节油的味道，还有那摇摇欲坠的看台、黄褐色球场上颜色鲜艳的运动衫、中场的柠檬汁或像无数凉针刺激干渴喉咙那样解渴的冰镇汽水。此外，塔鲁还记下了这样的情景：他们一路上穿过郊区那些坑坑洼洼的街道时，这位球员不停地踢他脚下碰到的石子儿，想把石子儿直接踢进路旁阴沟的集水孔。他一踢进去便说：“一比零。”每当他吸完香烟，往前吐烟蒂时总要用脚趁势把烟蒂接住。快到体育场时，一群踢足球的孩子正好把球往他们身边踢过来，冈萨雷斯连忙跑过去准确地把球踢回小球员那里。
他们终于走进了体育场。看台上满是人，赛场上搭了几百个红色的帐篷，从远处隐约可见帐篷里放着卧具和小包袱。目前还保留着看台，为的是让被隔离的人在大热天或下雨天有躲避的地方。不过，夕阳西下时，他们都得回到帐篷里去。看台下面，整修了一些淋浴室，那里的运动员更衣室全都改成了办公室和医务室。大部分被隔离的人都挤在看台上，其余的人在赛场边缘漫步。有几个人蹲在他们的帐篷入口处，用茫然的目光东看看，西看看。许多人躺在看台上，似乎在等着什么。
“他们白天干什么？”塔鲁问朗贝尔。
“什么也不干。”
的确，几乎所有的人都闲着双手，胳膊晃晃悠悠。那么大一群人聚集在这里却静默得出奇。
朗贝尔说：
“最初几天，来这里的人吵吵嚷嚷，谁都听不清别人讲话。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的话越来越少。”
据塔鲁的日记说，他本人很理解那些人的心情。起初，他看见他们挤在各自的帐篷里，要么听苍蝇嗡嗡，要么自己搔痒痒；如果发现有人乐意听他们说话，他们就怪叫着发泄他们的怒气或表达他们的恐惧。然而，自从隔离营人满为患以来，乐意听别人说话的人越来越少了。因此，大家只好沉默下来，互不信任。的确，有一种互相猜疑的东西从明亮的灰色天空降临在这红色的隔离营里。
不错，那些人都带着猜疑的神色。既然他们已与世隔绝，这种互不信任就不无道理，因此从他们的神情里可以看出，他们在思索这一切的原因，同时又很害怕。塔鲁观察到的每一个人目光都显得茫然，神色都表现出与自己的个人生活全面隔绝的痛楚。他们既然不可能成天都想到死的问题，他们只好一无所想。他们是在度长假。塔鲁写道：“最糟糕的是，他们都已被人遗忘，而且他们知道这一点。认识他们的人在考虑别的事，所以把他们遗忘了，这完全可以理解。至于还在爱着他们的人，如今也把他们遗忘了，其实那些人正在四处奔走，千方百计想把他们从隔离营弄出去，可能已累得筋疲力尽了。爱他们的人成天想的是他们如何能出来，倒反而把要出来的人给忘了，这也是正常的。到头来，人们才发觉，即使处在最不幸的时刻，谁也不可能真正想到别人。如果真正在想谁，就得一分一秒随时想到他，而且不会被任何事情分心，无论是家务还是飞来飞去的苍蝇，无论是用餐还是身上痒痒。然而永远有苍蝇也有痒痒，所以过日子也并非易事。这一点，他们都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