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发生的事是后来大家听了女房东叙述之后才知道的。那天清晨，她照老习惯起得很早。过了一阵，她奇怪神甫怎么还没有出房间，迟疑了好久她才决定去敲他的房门。她发现神甫还躺在床上，据他说整夜未眠。他感到气闷，而且充血的面部显得比平时还红得多。照老太太的说法，她挺礼貌地建议他请一位医生，但她的建议遭到粗暴拒绝，她认为其粗暴的程度实在令人遗憾。她只好退出房间。片刻之后，神甫按铃，并命人请她去。他对自己方才的暴躁脾气表示道歉，随后对她说，他的情况不可能是鼠疫，因为他身上没有任何鼠疫的症状，不过是短暂的疲乏而已。老太太庄重有礼地回答说，她的建议并非出于此种忧虑，她从不看重自身的安全，因为她的安全攥在上帝手里。她考虑的只是神甫的健康问题，她认为自己对此负有部分责任。据她讲，神甫没有再说什么，而她却力图尽到自己的全部义务，所以再次建议为他请一位医生。神甫又拒绝了，但进一步作了些老太太听来十分含糊的解释。她认为她只听懂了这一点（而她认为恰恰是这一点难以理解）：神甫之所以拒绝看病，是因为看病不符合他的原则。她因此得出结论说，她的房客被高烧弄得头脑糊涂了，于是她仅仅给他提供了一些草药汤。
她仍旧决定一丝不苟地履行她当时的处境要求她履行的职责，她每隔两小时看望一次病人。让她最感震惊的是神甫整天都处在不停顿的烦躁不安状态。他掀开被子，接着又重新把被子拉到身上，他不停地用手摸自己汗湿的额头，常常坐起来想咳嗽，但喉咙仿佛被掐住了似的，咳出来的声音嘶哑、痰湿，跟使劲咯痰一般痛苦。他好像无力将堵在喉咙深处的使他窒息的一个个棉花团硬拔出来。每次发作之后，他往后一仰，倒在床上，种种迹象显示他已精疲力竭了。末了，他又半坐起身子，片刻之间，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前方，那死盯着一处的眼光比此前的焦躁更加狂热。然而，老太太仍在迟疑，不敢请医生使病人不快。她琢磨，尽管病情显得很可怕，这也许只是高烧发作的症状。
可是，到了下午，她设法同神甫说话时，得到的回应只是几句含糊不清的话。她又提到请医生的问题，但神甫一听便重又支起身子，几乎喘不过气来。他清晰地回答说，他不需要医生。于是，女房东决定再等到明日清晨，如果神甫的病情还没有好转，她就得拨情报资料局每天在广播里重复十来遍的电话号码。老太太始终尽职尽责，所以考虑在夜里去病人房里守护他。但到了晚上，给病人送去新熬的汤药后，她想躺下休息休息，哪知睡下去到第二天黎明才醒过来。她连忙跑到病人屋里。
神甫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昨天他脸上那种极度充血造成的红色已变成了铅灰色，而且因为他的脸颊还十分饱满，这种颜色尤其显眼。神甫正凝视着挂在床头天花板上的一盏彩色玻璃珠吊灯。见老太太进屋，他朝她转过头来。照女房东的说法，他经过一整夜的折磨，在那一刻似乎已经垮掉了，再也没有力量振作起来。老太太问他身体如何，她注意到神甫回答时说话的声音冷淡得出奇，他说他身体很糟，他不需要请医生，只要把他送进医院，一切照章办事就行了。老太太惊恐万状，连忙跑去打电话。
里厄在正午到达那里。听了女房东的叙述，他只回答说，帕纳鲁是对的，但恐怕送得太晚了。神甫接待里厄的态度也一样冷淡。大夫给他作检查时感到十分吃惊：他没有发现他有淋巴腺鼠疫或肺鼠疫的任何主要症状，只查出他肺部积水引起的肿胀和呼吸困难。但无论如何，他的脉搏太弱，全身情况太严重，看来希望很渺茫。里厄对他说：
“鼠疫的主要症状您都没有，但实际上值得怀疑，我应当把您隔离起来。”
神甫异样地笑笑，仿佛表示礼貌，但默不作声。里厄出门打电话，回来后，他注视着神甫。
“我留在您身边。”他温和地说。
神甫好像又活跃起来，他转眼看着大夫，目光里似乎重现了某种热情。他随即艰难地用清晰的声音说起来，但听不出语气中是否有悲哀的成分：
“谢谢，但神职人员没有朋友。他们的一切都寄托于上帝。”
他要放在床头的十字架，得到后，他转过身去注视着它。
在医院，帕纳鲁再没有开过口。他像一个物件似的任人对他进行各种治疗，但从没有放下手中的十字架。不过，他的病情仍旧难以确定。里厄心里始终疑云密布：是鼠疫，又不是鼠疫。再说，一段时间以来，这瘟神好像乐于使医生的诊断迷失方向。然而，就帕纳鲁这个病例而言，他后来病情的发展即将表明，这种无把握的现象是无关紧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