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帕纳鲁神甫回顾了马赛鼠疫期间贝尔尊斯主教的崇高形象。他说，在瘟疫即将结束时，主教已尽了自己应尽的全部义务，他认为再没有别的补救办法可以挽救众生，便带些口粮，把自己关在屋里，并命人筑墙将房屋堵死。一直视他为偶像的居民出于逆反心理——人在极度痛苦时，这种感情屡见不鲜——，对他十分不满，在他房屋周围堆满死尸，想让他染上疫病，为了保证他必死，有人甚至将死尸扔过墙去。因此，主教在他最后一刻的软弱中原以为远离了死亡的世界，殊不知死人竟从天而降，落在他的头上。我们也一样，应当深信在鼠疫的汪洋大海中并没有岛屿。不，没有折中。必须接受这令人愤慨的现实，因为我们不得不选择恨上帝抑或爱上帝。谁又敢于选择恨上帝呢？
“我的兄弟们，”帕纳鲁最后总结说，“对上帝的爱是一种艰难的爱。它意味着全面的忘我精神和轻视个人安危的气概。但只有对上帝的爱才能消除儿童的痛苦和死亡；在任何情况下也只有这种爱才能使痛苦和死亡成为必需，因为谁也不可能理解死亡，所以只好自愿死亡。这是很难接受的教训，但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去接受它。这是信仰，世间的人会认为这信仰太残酷，上帝却认为它可以起决定作用，所以大家必须逐步接近它。我们必须使自己比得上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形象。达到这样的最高境界时，一切都会融为一体，不分高低，真理也就从表面的不公正中脱颖而出。因此，在法国南方许多教堂里，几世纪以来的不少鼠疫受害者一直安眠在祭坛的石板下面，教士们也在死者的坟墓上面布道，他们宣扬的精神正从包括儿童在内的骨灰中发扬光大。”
里厄从教堂出来时，一阵狂风通过半掩的门猛刮进来，一直刮到信徒们的脸上。大风给教堂带来一股雨水的气息，一种湿漉漉的人行道的气味使信徒们在走出教堂之前就能想像城市是怎样一副模样。一位老教士和一位年轻的教堂执事此刻正走在里厄大夫的前面，他们好不容易才按住了自己的帽子。尽管如此，老教士仍不停地评论着帕纳鲁的布道。他十分钦佩帕纳鲁的口才，但对神甫流露出来的大胆思想不无担心。他认为这次布道显示出来的忧虑多于力量，而像帕纳鲁这样年纪的教士是没有权利忧心忡忡的。年轻的执事一边低着头抵御狂风，一边肯定地说，他经常去神甫那里，因此了解神甫的思想演变，他说，神甫写的论文恐怕比他适才讲的话大胆得多，不过，想必得不到教会的出版许可证。
“他究竟有什么想法呢？”老教士问。
他们已来到教堂前面的广场上，狂风在他们身边咆哮，打断了年轻执事要说的话。等他可以说话时，他只说：
“如果一位教士请医生看病，说明里面有矛盾。”
里厄对塔鲁转述了帕纳鲁布道时讲的话之后，塔鲁说，他认识一位教士，这位教士在战争年代发现一个青年脸上的眼睛已被人挖掉，于是他再也没有信仰了。
“帕纳鲁说得对，”塔鲁说，“基督徒看见一个无辜的人被挖掉了眼睛时，这个教徒要么失去信仰，要么同意别人挖掉自己的眼睛。帕纳鲁不愿放弃信仰，他要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想说的。”
塔鲁的这个评论是否能对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和帕纳鲁在事件中令身边的人费解的表现稍加澄清呢？以后再判断吧。
布道几天之后，帕纳鲁果然忙乎起搬家来。那正是疫情的发展引起城里一股持续的搬家热的时候。塔鲁当时不得不搬出旅馆住到里厄家，神甫也不得不搬出修会分给他的套间房，住进一位老太太家里，那位老太太是经常光顾教堂的信徒，还没有染上鼠疫。在搬家的过程中，神甫已经感到疲惫不堪，惴惴不安。正因为如此，他才失去了房东的尊敬。原来，老太太曾对他热烈吹嘘圣女奥蒂尔谶语的价值，但他想必因为疲劳的缘故而对她略显怠慢。事后他无论如何努力弥补，以求她起码保持不冷不热的和蔼态度，却没有达到目的。他给她留下了坏印象。于是，每天晚上他在回到他那放满了花边钩织物的房间之前，他不得不瞻仰她坐在客厅里背朝着他的姿态，同时聆听她不转身说出的那句冷冰冰的“晚安，神甫”。就在类似这样的一个晚间，神甫在上床睡觉时感到头痛脑涨，在他体内隐伏了多天的高烧像决堤的浪潮往他的手腕和太阳穴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