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厄几乎没来得及考虑神甫正走在异端的边缘时，帕纳鲁已经在有力地肯定说，这个命令，这个正确的要求，正是基督徒寻求的利益之所在，也是他们德操之所在。神甫明白，在他即将谈到的德操中，有些极端的东西会激起许多人的反感，因为那些人习惯于更宽容更传统的道德观。然而，鼠疫时期的宗教不能和平时的宗教相提并论，如果说上帝可以容许，甚至希望人的灵魂在幸福时期安息而快乐，那么他也愿意看见人的灵魂在极端痛苦的年代走点儿极端。今天，上帝施恩于他创造的人，将他们置于如此巨大的灾难之中，使他们重新寻找并实行这至高无上的德操：“全信”或“全不信”。
上一个世纪，有一位教外作者硬说他揭开了教会的秘密，他断言并不存在炼狱〔5〕，言下之意是说没有中间过程，而只有天堂和地狱，因此人只能按自己原来的选择，或升天堂得永生，或入地狱遭永罚。但帕纳鲁认为，这纯属异端，是出自某个毫无信仰的人内心的邪说，因为的确有炼狱存在。当然，有些时期人们不能过分指望炼狱，也有些时期谈不上有什么轻罪。凡罪孽都是致命的，一切冷漠都是犯罪。不是全有，就是全无。
帕纳鲁暂停片刻，这时，里厄更清晰地听见了门外的风声，风似乎变本加厉地刮起来了。与此同时，神甫说，不能按平时的狭义来理解他所谈的全盘接受的品德，这里讲的并非庸俗的逆来顺受，甚至不是勉为其难的谦逊，而是屈辱，是受辱者心甘情愿的屈辱。当然，看见一个孩子遭受那样的痛苦，人的精神和心灵都会感到耻辱。但正因为如此，才必须投入痛苦，正因为如此（这时帕纳鲁请听众相信，他要说的话是很难启齿的），才应当乐意得到痛苦，因为痛苦是上帝的愿望。只有这样，基督徒才会不惜一切，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把这条必须选择的道路走到底。为了不至落到全盘否定的地步，他将选择全盘接受之路。此刻正在各教堂祷告的诚实的妇女们，在得知形成中的淋巴结肿块是排除传染毒液的自然管道时，说道：“主啊，给他淋巴结肿块吧！”基督徒也会效法她们，献身于神的意愿，甚至难于理解的意愿。我们不能说：“这个，我理解；但那个，没法接受。”应当前去拥抱那赋予我们的“没法接受”的东西，这正是为了作出我们的选择。孩子们的痛苦是我们苦涩的面包，但如没有这块面包，我们的心灵就会因缺乏精神食粮而饿死。
一般说，每当帕纳鲁神甫作短暂休息时，厅内都会响起一阵压低了的嗡嗡声，这次，杂乱的声音刚开始，布道者就出人意料地大声讲起来，同时装出代听众提问的模样问道：究竟该怎么办？他预料大家会说出可怕的宿命论这个词。好吧，只要允许他加上形容词“积极的”，他就不会在这个字眼面前后退。当然，应当再说一遍，没有必要模仿他曾经谈到过的阿比西尼亚的基督徒。甚至不应当考虑向波斯的鼠疫患者看齐，那些人一面把他们的破衣烂衫扔向基督徒组成的卫生防疫队，一面大声祈求苍天把鼠疫传给那些不信神的人，因为他们竟想和上帝播撒的疾病作斗争。然而，反过来，我们也不能模仿开罗的修道士，在上个世纪那几次瘟疫中，他们在举行领圣体仪式时，为了避免接触信徒们可能已感染疫病的又潮又热的嘴唇，他们用镊子夹圣体饼。波斯的疫病患者和开罗的修道士都同样在犯罪。因为在前者心里，一个孩子的痛苦算不了什么，而后者恰恰相反，把人类害怕痛苦的心理推到无孔不入的程度。无论是哪种情况，问题的实质都被掩盖了：他们对上帝的声音充耳不闻。帕纳鲁还想举出别的一些例子。根据编年史作者的记述，在马赛发生的一次特大鼠疫中，梅尔西修道院八十一名修道士中只有四人幸免。而这四人中有三人都逃跑了。编年史家们作如是说，更翔实的记载就不属于他们的职业范围了。帕纳鲁神甫在阅读这篇文献时，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剩下的那位修道士身上，尽管面前有七十七具尸体，更重要的是，尽管有那三个伙伴当了逃兵的先例，他一个人还是留下来了。这时，神甫用拳头捶着讲台的边缘，大声说：“兄弟们，我们必须当那位留下的修道士！”
问题不是拒绝采取预防措施，预防措施是一个社会在灾害引起的混乱中维持秩序的英明措施。不要去听那些道学家的话，他们要求大家俯首帖耳，放弃一切。我们只应当在黑暗中开始摸索着前进，尽力做一些好事。其余的，只需听其自然，哪怕事关孩子们的死亡，也心甘情愿接受上帝的安排，而不设法依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