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晚些时候就不得不另找地盘并拓宽原有的空间。省府的一纸命令剥夺了永久性出让墓地占有人的所有权，挖出来的遗骸被运往火葬场。不久，死于鼠疫的人自己也不得不被送去火化。这一来就得起用位于东城城门外的焚化炉。防疫小分队因此分布得更远，市府的一位公务员建议利用原先跑沿海峭壁道路而目前无用武之地的有轨电车来跑这段路，这就大大方便了当局的工作。为此，人们将电车的拖车和车头收拾出来，撤去了座位，并把轨道转向焚化炉附近，那里便成了终点站。
在整个夏末那段时间，秋雨绵绵，每到深夜，都能看见一列列无乘客的奇怪的电车摇摇晃晃地行驶在沿海峭壁轨道上。居民们到最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尽管巡逻队禁止上峭壁道路，还是有一群一群的人经常溜到俯瞰大海的岩石之间，趁电车经过时将花抛进拖车里。那时，在夏夜里，总能听到满载鲜花和死人的车辆还在那里颠簸。
每到清晨，起码在头几天，一种令人作呕的浓烟笼罩着东城的街区。医生们一致认为，这种烟雾虽然让人不舒服，却并不会危害任何人。然而，这一带的居民立即威胁说要逃离这些街区，他们相信鼠疫会乘烟雾从天上袭击他们，于是不得不通过一种复杂的管道系统转移烟雾的方向，居民们这才安静下来。不过，在刮大风的日子里，一股从东边吹来的淡淡的臭味仍然提醒他们，他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情况之下，鼠疫的火焰每晚都在吞食着他们纳的税。
瘟疫最严重的后果正在于此。幸好后来瘟疫没有继续蔓延，否则可以设想，政府各部门的精明、省府采取的预防措施，甚至焚化炉的焚化容量总有一天会应付不了局面。里厄知道，上头因此而在考虑诸如抛尸大海一类的不顾一切的解决办法，他很容易想像出蓝色的海水将溅起怎样可怕的浪花。他也知道，如果统计数字继续上升，再优秀的组织都将无法抵御，人们会不顾省府的禁令，跑过来死在人堆里，腐烂在大街上，全城的居民都会看见，在公共场合，垂死的人紧紧抓住活着的人，表情里透出合情合理的仇恨，以及愚蠢的希望。
无论如何，正是这种现实的明白无误性，或曰对现实的感知使同胞们保持着流放感和别离感。在这方面，笔者非常清楚，自己不能在此报道一些真正戏剧性的东西该多么令人遗憾，比如报道人们在老故事里常见到的某个鼓舞人心的英雄或某个辉煌的壮举。原因是灾祸比任何东西都更不壮观，而且，巨大的祸患时间之长本身就十分单调。在历经灾害的人们的记忆里，鼠疫期间的恐怖日子并不显得像无休无止的残酷的火焰，却更像没完没了的重重的踩踏，将它所经之处的一切都踩得粉碎。
不，鼠疫与在瘟疫伊始时一直触动着里厄大夫的那些崇高的令人振奋的图景毫不相干。它最初体现出来的乃是一套谨慎的、无懈可击的、运转良好的行政措施。正因为如此，顺便说说，为了不背弃什么，尤其不背弃自己，笔者才倾向于客观描写。他几乎不想通过写作技巧的作用来改变任何东西，除非关系到这个结构大致紧密的叙述本身的基本需要。正是客观性本身迫使他此时此刻这样讲：如果说那个时期最大的痛苦，最普遍也最深切的痛苦是关山阻隔，如果说将瘟疫的那个阶段重新描写一番在良心上是责无旁贷的，那么，这一点也同样真实：在那时，那种痛苦本身正在失去它哀婉动人的一面。
我们的同胞，起码是那些最受离别之苦的同胞对那种景况是否已习惯成自然了？要肯定这一点并不完全正确；说他们无论在精神上或肉体上都饱受枯竭之苦倒更确切。鼠疫伊始时他们还能清楚忆起他们失去的人儿并思念再三。但，如果说他们能清晰地回忆心爱之人的音容笑貌，回忆他们俩事后才意识到是很幸福的某一天，他们却很难想像，当他们回忆往事的那一刻，在天涯海角的亲人能做些什么。总之，在那一刻，他们拥有记忆力，但却缺乏想像力。在鼠疫的第二阶段，他们连记忆力都失去了。并非因为他们忘记了亲人的面容，而是因为——这也一样——那已不再是有血有肉的面容，他们在体内已感觉不到亲人的存在。头几个礼拜，他们还想抱怨，在他们做爱这类事情里，他们接触的只是些影子，后来，他们发现，那些影子还可能变得越来越干瘪，连记忆里保存的最淡的色彩都会无影无踪。经过这漫长的别离期，他们再也想像不出自己亲身经历的那种亲情，也想像不出怎么可能有一个人曾在自己身边生活，而且自己随时可以用手抚摩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