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已进入了鼠疫时期的正常生活秩序，这种秩序越是不好不坏就越有效力。我们当中已不再有人满怀豪情，谁的感觉都同样平淡。“这一切该结束了，”同胞们说，因为在灾害肆虐时期，希望集体的痛苦早日结束是很正常的，也因为他们的确在希望苦尽甘来。然而，谈论这一切既没有热情，也没有最初那种激烈的愤懑情绪，只有大家还保持着的一点儿清醒的头脑，而这清醒的头脑也很贫乏。头几个礼拜那种猛烈的激情被一种沮丧的情绪替代，把这种沮丧情绪看成逆来顺受可能犯错误，但它却真是一种临时性的认同。
我们的同胞已循规蹈矩，就像有人说的，他们已适应了，因为他们别无他法。当然，他们对不幸和痛苦还有自己的态度，但谁也感觉不到最尖锐的痛苦了。此外，比如里厄大夫就认为，上述这种情况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从前，远隔天涯的人们并非真不幸，在他们的痛苦里还有一线使人感悟的光明，但这一线光明已然消逝了。如今，只见他们待在街角，待在咖啡馆或朋友家里，平静而又心不在焉，眼神显得那样无聊，以至整个城市因为有了他们看上去就像一座候车大厅。那些有职业的人也是照鼠疫的样子在干活，小心翼翼，不露声色。所有的人都显得谦虚谨慎。受别离之苦的人们第一次不忌讳谈起远隔天涯的亲人，第一次不厌烦用众人的语言讲话，并从瘟疫统计的角度来审视他们的离别。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怯生生地避免把自己的痛苦和集体的不幸混淆起来，如今，他们已接受了这种混淆。没有记忆，没有希望，他们在现时里安顿了下来。事实上，他们的一切都变成了现时。很有必要提一提，鼠疫已夺走了所有人谈情说爱甚至交友的能力。因为爱情要求些许未来的曙光，而对我们来说，只存在当前的瞬间。
当然，那一切都不是绝对的。因为，如果说所有的离人都难免落入这种状况，也应该公允地补充一句，他们并非同时到达这种境地，而且，一旦采取了这种新的态度，也还存在一时间的灵机一动，改变主意或突然清醒都可能使有毅力的人重新得到一种更新鲜也更痛苦的敏锐感觉。要那样就必须有一些分心消遣的时刻，这时，他们拟订着某个计划，而且计划包含着鼠疫可能停止的内容。还需要他们在好心情的作用下意外地感到被一种毫无目的的忌妒心攫住了。还有些人也会突然产生一种新生的感觉，一周之内的某几天，当然是星期天、星期六下午，他们骤然脱离了迷迷糊糊的状态，因为亲人在家时，那两个日子总是用来参加某些宗教仪式的。或许还有这种情况：黄昏降临时，攫住他们的惆怅心情提醒他们（这种提醒并非总能得到证实）说，他们即将恢复记忆。傍晚的这个时刻正是信徒们反省的时间，这个时刻于囚犯或被放逐之人却十分难熬，因为他们除了空虚别无反省的内容。这个时刻会使他们紧张一会儿，随即再回到原来的麻木状态，躲进鼠疫里闭门不出。
谁都明白，这意味着放弃他们纯属私人的一切。在鼠疫伊始的日子，他们老为一些他们认为十分重要的小事而激动，在生活中从不注意别人——他们就那样体验个人生活——如今恰恰相反，他们只关心别人关心的事，他们只想众人之所想，在他们看来，连他们的爱情都只有最抽象的一面了。他们陷进鼠疫陷得那么深，有时竟只在睡梦中怀抱希望，无意中发现自己在想：“淋巴结炎，该结束了！”实际上他们正在酣睡，而这整个时期都无非是一次漫长的睡眠而已。城里到处是醒着的睡梦中人，实际上他们只有很少的几次能够逃脱这样的命运，那就是夜间。当他们已愈合的伤口突然重新崩开的时刻，他们骤然惊醒，有点儿心不在焉地摸摸轻度发炎的创口边缘，刹那间重新陷入猛然更新了的痛苦之中，与痛苦相伴的，还有他们所爱之人惊慌的面容。到清晨，他们再回到灾难里，即是说，回到老一套里去。
有人会问，这些关山阻隔的人看上去像什么？好吧，这很简单，他们什么也不像。或者，如果你喜欢这么说，他们像所有的人，彻头彻尾的一般神态。他们分享着城里的平静，分担着全城无谓的烦躁不安。他们不再有批判意识的痕迹，同时却赢得了冷静的表象。你可以见到，比如，他们当中最有智慧的人装得像所有的人一样，在报纸或广播里寻找理由，以此相信鼠疫即将结束；表面上看，他们怀着虚幻的希望，或一读某个记者闲得无聊、随便写下的评论便毫无根据地感到害怕。其他方面，他们喝啤酒或照顾病人，什么活也不干或忙得筋疲力尽，理理卡片或听听唱片，人人如此，不分轩轾。换句话说，他们对什么都不选择了。鼠疫已消灭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力。这一点从人的生活方式可见一斑：谁都不在意自己购买的衣服或食品的质量了。大家都囫囵接受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