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一切都的确是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危险性进行着。当然，至少在开始时，家庭的伦理亲情因此而明显受到伤害。然而，在鼠疫流行时期，是不可能考虑这一类理由的：因为大家都为效率而牺牲了一切。一开始，百姓为这些做法在精神上感到痛苦不堪，因为想葬得体面的愿望比人们想像的要普遍得多，但过些时候，随着食物供应问题变得棘手，居民的注意力幸好转为操心最紧迫的事了。他们全神贯注在排队、走门路、为吃饭而办手续之类的事情上，再也没有时间去琢磨周围的人如何死去，他们自己某一天又如何死去。这一来，原先应该是件坏事的物资紧缺的困难，后来竟表现为好事了。倘若瘟疫不再像那样有目共睹地继续蔓延下去，一切都有可能处于最佳状态。
棺材变得越来越稀有，用作裹尸布的布匹和公墓的墓穴也很紧缺。有必要深思熟虑了。出于效率的考虑，最简便的办法是集中举行葬礼，并在必要时增加医院和墓地之间往返运送的次数。至于里厄的诊疗所，此时此刻医院只有五个棺材可供使用。一旦放满遗体，救护车便将其运走。到了墓地，棺材腾出来，铁灰色的尸体放到担架上，送到专门为此拾掇出来的库房等候。棺材浇了防腐溶液之后再送回医院，于是再照此程序进行，需要多少次就来回多少次。组织工作十分顺利，省长显得很满意。他甚至对里厄说，归根到底，与历史记载的以往鼠疫流行时期由黑人拉堆死人的大车相比较，这样做好多了。
“是的，”里厄说，“埋葬方式相同，但我们却登记了卡片。进步是不容置疑的。”
尽管行政当局成绩斐然，如今这一套葬礼具有的令人极不愉快的特性仍然迫使省府将死者家属拒之于仪式门外。不过也还允许他们来到墓地门口，但，这并不是正式的。因为，举行最近那次葬礼时，情况已有一些变化。在墓地尽头一块长满乳香黄连木的空地上，挖了两个特大的墓坑，一个埋男人，另一个埋女人。从这个角度看，政府还算遵守礼仪，只是在很久以后，迫于形势，才丢掉了这最后的惧怕伤风化的考虑。于是，无论男人女人，都一股脑儿人重人埋在一起，再也顾不得体面了。所幸这极端的混乱只是这次灾难最后时刻的标志。在我们谈到的那段时间，分葬墓穴还存在，而且省府非常坚持这一点。在每个墓穴底部，厚厚的一层生石灰沸腾着，冒着烟。在墓穴周边，堆放着同样的生石灰，石灰的气泡在流动的空气里劈啪作响。在救护车运送完毕后，人们便把排成队的担架抬到坑边，让一个一个光身的有点弯曲的尸体滑到坑底，差不多是并排躺下，这时，开始给他们盖上生石灰，然后盖泥土，但只盖到一定的高度，因为还得给后来的宿主留下地盘。翌日，死者家属应邀在丧葬记录簿上签名，此举标志出人，比如，与狗之间可能具有的区别：什么时候都可以检验。
这一切行动都需要人手，而人手却永远处于匮乏的边沿。护士和掘墓人一开始还是官方的，后来便临时拼凑，而这些人后来很多都死于鼠疫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总有一天会传染。但仔细考虑起来，最令人惊奇的是，在整个瘟疫流行期，从来都不缺干这一行的人。危急时期正好在鼠疫达到高峰之前不久，里厄大夫的忧虑因此有了依据。无论是干部还是他叫做干粗活的人，人手都显得不够。然而，从鼠疫真正席卷全城那一刻起，它的肆虐本身反而引来了给人方便的结果，因为它打乱了全部的经济生活，从而造成了大批的失业者。在多数情况下，失业者对招聘干部不可能提供人力，但找人干粗活脏活却容易多了。的确，从那一刻起，贫穷一直显得比恐惧更厉害，尤其因为那种活计越危险工资越高。各卫生防疫机构都可以有一张求职者的名单，一旦遇上休假，就通知名单上的第一批求职者，除非在此期间那些人也在休假，他们一定会招之即来。这样，一直下不了决心使用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犯人来干此类工作的省长就可以避免走这个极端了。只要还有失业者，他就同意再等等。
勉勉强强拖到八月末，这之前我们的同胞还能够，虽不说体面地，起码相当有序地被运到他们最后安息的地方，这种有序可以使政府意识到自己还在尽职尽责。然而，必须将后来发生的事情稍稍提前，才能报道当局不得不采取的最后手段。实际上，从八月开始，鼠疫就处于相持阶段，死难者积累的数字远远超过我们那小型公墓的负荷能力。推倒围墙，给死人开通道朝周围延伸都无济于事，还得尽快找出别的办法。起初决定夜里掩埋死人，这样做，一下子就免去了对亡人的某些尊重。救护车上尸体越堆越高。几个在宵禁之后还违章滞留在外城区的行人（或因工作去那里的人）有时会看见长长的白色救护车队从那里高速开过，使静夜寂寥的大街回响着它们那并不清亮的铃声。尸体被匆匆扔进坑里。死人们还没有停止摇晃，一铲铲的生石灰便冲他们脸上撒下来，泥土不管他们姓甚名谁，将他们埋在越挖越深的洞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