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塔鲁说着不慌不忙地伸手拿起他的酒杯，“在我们的卫生防疫队里。”
朗贝尔又露出他惯常的若有所思的固执神情，随即再坐上他的高凳。
“您似乎认为这些防疫队没什么用？”塔鲁喝了一口酒之后说道，同时认真地望着他。
“非常有用。”记者说着喝了一口。
里厄注意到他的手在发抖。他想，这记者显然是完全醉了。
翌日，朗贝尔第二次走进那家西班牙餐馆，他从一小群男人中间穿过去。那群人把椅子搬到门口，正在那里欣赏炎热刚开始退去时的清爽的金色黄昏。他们吸一种呛人的烟草。餐馆里边几乎空无一人。朗贝尔进去坐在最里头那张他和冈萨雷斯初次见面时坐的桌子前。他对女招待说他要等人。现在是十九点三十分。外面那些人逐渐回到餐厅坐了下来。开始上菜了，于是，低矮的扁圆拱顶下到处是刀叉碰撞声和低沉的谈话声。到二十点了，朗贝尔仍然等着。灯亮了，已经有一些新来的顾客坐到他的桌边。他点了菜。二十点三十分时，他吃完晚饭，冈萨雷斯和那两个兄弟仍然没有到。他吸了几支烟。餐厅渐渐空了下来。外面，夜色降临十分迅速。从海上吹来一阵湿热的微风，轻轻掀起了落地窗的帘子。到二十一点，朗贝尔发现已经人去厅空，女招待正吃惊地望着他。他付了钱，出去了。餐馆对面有一家咖啡馆还没有打烊。朗贝尔进去坐在长柜台前，一边注意餐馆门口的动静。到二十一点三十分，他朝自己的旅馆走去，琢磨着怎样才能再找到冈萨雷斯，他没有此人的地址，再琢磨也枉然。一想到必须从头开始奔走他便心慌意乱。
就是在这一刻，在不时有救护车一闪而过的夜里，他意识到，正如他后来告诉里厄大夫的，在这段时间，他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把他的妻子抛在脑后，从而一心一意地在造成他们夫妻咫尺天涯的围墙上寻找缺口。也是在这一刻，一旦所有的道路都被堵死，他又在欲念的中心把妻子重新找了回来，而且突然感到撕裂般的痛楚，使他朝自己的旅馆跑了起来，以躲避这难以忍受却又随附其身的啃蚀着他太阳穴的痛感。
翌日清晨，他又赶到里厄那里，问他怎样才能找到柯塔尔。
“我现在要做的事，”他说，“只能是一步步地重头做起。”
“您明天晚上来这里，”里厄说，“不知为什么，塔鲁要我邀请柯塔尔。他大约十点到。您十点半来。”
第二天，柯塔尔来到里厄家时，塔鲁正和大夫谈论大夫那里发生的一起意外的病愈事件。
“十个当中出一个。算他运气。”塔鲁说道。
“哦！好呀，”柯塔尔说，“他得的不是鼠疫。”
这两位向他保证说，的确是这个病。
“他既然治愈了，那就不可能是。你们比我清楚，鼠疫是不治之症。”
“一般说，是这样，”里厄说，“但稍微坚持一下，也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
柯塔尔在笑。
“发生不了。你们今晚听到公布的数字了吗？”
一直宽厚地望着这个年金收入者的塔鲁回答说，他知道那些数字，情况十分严重，但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还需要采取更特殊的措施。
“嘿！你们已经采取了。”
“不错，但还需要每个人都为自己采取措施。”
柯塔尔看看塔鲁，不理解他的话。塔鲁说，毫无作为的人太多，瘟疫关系到每个人，人人都应该尽自己的责任。卫生防疫志愿组织的大门是为所有的人开着的。
“这是一种想法，”柯塔尔说，“但这种想法没用。鼠疫太厉害了。”
塔鲁用耐心的口吻说：
“在我们把所有办法都试过之后，我们才知道厉害不厉害。”
在他们谈话期间，里厄一直在写字台前抄卡片。塔鲁说话时始终注视着在椅子里焦躁不安的柯塔尔。
“您为什么不来和我们一起工作，柯塔尔先生？”
这一位带着被触怒的神情站起来，拿上他的圆帽，说：
“我不是干这行的。”
接着，他用虚张声势的口气说：
“再说了，在鼠疫里我活得舒坦，我！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掺和进去，让鼠疫停止。”
塔鲁拍拍额头，恍然大悟：
“哦！真的，我忘记了，如果没有鼠疫，您早被逮捕了。”
柯塔尔惊得不由自主地一抖，连忙抓住椅子，好像马上要跌倒。里厄停止抄写，注视着他，看上去又严肃又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