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当然，”朗贝尔又说，“但一场球只进行一个半钟头。”
阿赫兰的亡人纪念碑坐落在惟一能看到大海的地方，那是个沿着悬崖散步的去处，距俯临海港的悬崖不远。第二天，朗贝尔首先前来赴约，他专心地读着战死沙场的亡人的名单。片刻之后，两个男人走过来，漠不关心地看了看他，然后走到散步的地方，靠在护栏上，瞧那神气仿佛在出神地观看空荡荡冷清清的码头。这两人的高矮一模一样，都穿了蓝长裤和短袖的海军蓝棉毛衫。记者稍走远几步，然后坐在长凳上，这样才能不慌不忙地观察那两个人。他发现他们肯定到不了二十岁。这时，他瞧见冈萨雷斯正一边抱歉一边朝他走过来。
“那就是我们的朋友。”他说，随即把记者引到那两个年轻人身边，介绍他们的名字，一个叫马塞尔，一个叫路易。从正面看，他俩非常相像，朗贝尔认为他们是兄弟。
“好了，”冈萨雷斯说，“现在大家都认识了。我们把那桩事情作些安排。”
马塞尔或路易说他们的值勤日两天以后开始，要持续一个礼拜，必须寻找一个最合适的日子。守西城门的一共有四个人，另外那两个是职业军人。当然不能把他们牵扯进这件事，他们不可靠，再说那也会增加费用。不过，有些晚上，这两个同事要去他们熟悉的一家酒吧的后店堂玩几个钟头。因此，马塞尔或路易建议朗贝尔先住在他们家，就在城门附近，在那里等候别人去找他。那样，出城会非常容易。然而必须抓紧时间，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谈论准备在城外设立双岗哨的事。
朗贝尔表示同意，并把他最后的烟卷请他们吸了几支。还没有开口说话的那一位便问冈萨雷斯，费用问题是否已经谈妥，他们是否可以提前支取一些。
“不行，”冈萨雷斯说，“没有必要，这是朋友。费用问题在出发时解决。”
他们决定再约会一次。冈萨雷斯提议两天后去一家西班牙饭店吃午饭。从那里可以径直去哨兵的家。他对朗贝尔说：
“第一天晚上我跟你做伴。”
翌日，朗贝尔上楼回自己的房间时，在旅馆楼梯上遇见了塔鲁。
“我还要去和里厄碰头，”塔鲁对朗贝尔说，“您想不想一道去？”
朗贝尔迟疑一会儿说道：
“我从来没有把握是否打扰了他。”
“我认为您没有打扰他，他经常谈到您。”
记者思忖着说：
“听我说，晚饭后你们如果有一点儿空闲时间，晚点儿不要紧，请你们俩来旅馆的酒吧一趟。”
“这取决于他，也取决于鼠疫。”塔鲁说。
不过，晚上十一点，里厄和塔鲁还是走进了那间又小又窄的酒吧。三十来个人肘碰肘地挤在那里高谈阔论。刚从疫城的静默中来到这里的他俩感到有点晕头转向。看见这里还在卖烧酒，他们便明白了这种拥挤吵嚷的缘由。朗贝尔在长柜台的一头从他坐着的高凳上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分别坐在朗贝尔的两边，塔鲁平静地推开一个大声嚷嚷的邻座。
“您不害怕烧酒吧？”
“不，”塔鲁说，“恰恰相反。”
里厄用鼻子嗅着他酒杯里的苦药味。在这样嘈杂的环境里根本不可能谈话，朗贝尔却仿佛格外专心地在喝酒。大夫还不能判断他是否醉了。他们待的狭窄去处还有两张桌子，一个海军军官占了其中的一张，他左右胳膊分别挽着一个女人，正在向一个满脸通红的胖子讲述埃及发生的一次斑疹伤寒瘟疫：“营地，”他说，“给那些土著建了些营地，病人有帐篷，周围有一道防疫封锁线，哪个家庭企图偷偷送来偏方土药，哨兵就朝它开枪。很严酷，但那是正确的。”另外一张桌子周围坐着几个风度翩翩的青年，他们的谈话令人费解，而且湮没在搁得高高的电唱机放送的英语歌曲《圣詹姆斯诊疗所》的节拍里了。
“您还满意吧？”里厄提高声音问道。
“快了，”朗贝尔说，“也许就在这个礼拜。”
“真遗憾。”塔鲁叫着说。
“为什么？”
塔鲁看看里厄。
“噢！”里厄说，“塔鲁这么说，是因为他觉得您留在这里也许对我们有用。但我呢，我非常理解您离开的愿望。”
塔鲁请他们再喝一杯。朗贝尔从自己坐的高凳上下来，第一次正面注视着他。
“我在哪方面可能对你们有用？”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