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女人说，“邻居捡了三只。”
老头搓搓手。
“它们出来了，所有的垃圾箱里都能看见。是饿的！”
后来，里厄随便在哪里都能听到类似的话，街区里人人都在谈论老鼠。诊治病人结束后，他回到家里。
“上面有您一份电报。”米歇尔先生说。
大夫问他是否见到过很多老鼠。
“哦，没有！”门房说，“我在监视呢，您懂我的意思。那些畜生不敢来。”
电报通知里厄，说他母亲翌日到达这里。她准备在生病的儿媳妇出门期间来这里照顾儿子的家务。大夫进屋时，女看护早已来到。里厄瞧见他的妻子略施脂粉，正穿着套裙站在那里。他对她微微一笑。
“这很好，”他说，“好极了。”
片刻之后，在火车站，他把她安置在卧车里。她看看车厢。
“对我们来说这太贵了，对吧？”
“需要这样。”里厄说。
“闹老鼠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有些奇怪，但会过去的。”
他随即快快地对她说，他请她原谅，本应该由他来照顾她，他对她太不关心了。她摇摇头，好像示意他不要说了，但他补充说：
“你回家时，一切都会好些。我们要从头开始。”
“是的，”她眼睛发着亮光说，“我们要从头开始。”
片刻过后，她背转身，透过窗玻璃看外面。月台上，人群熙熙攘攘，推来搡去。火车头的嘘嘘声传到他们这里。他叫她的名字，当她转过身来时，他看见她泪流满面。
“别这样。”他轻轻说。
泪水下重又绽出了微笑，但有点不自然。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走吧，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把她紧紧抱在怀里。现在，他站在月台上，在窗玻璃的这面，他只能看见她的微笑。
“请你好好保重啊！”他说。
然而她听不见他说话。
在车站月台的出口附近，里厄碰上了预审法官奥东先生，他领着自己的小儿子。大夫问他是否出门旅行。这位高个子黑头发的法官一半像过去所谓的上流社会人士，一半像殡仪馆埋死人的人，他用和蔼的口气简短地回答说：
“我在等奥东太太，她专程看望我的家属去了。”
汽笛长鸣。
“老鼠……”法官说。
里厄朝火车的方向看了看，但又回过头来望望出口处。
“是老鼠，”他说，“这不算什么。”
此刻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铁路搬运工人经过时腋下夹着一个装满死老鼠的盒子。
当天下午，里厄刚开始诊病便接待了一位年轻人，有人说他是记者，一早就来诊疗室了。他名叫雷蒙·朗贝尔。他身材矮小，双肩又厚又宽，面容显得刚毅，有一双明亮而聪慧的眼睛；他穿一身运动服式的衣裳，生活似乎很宽裕。他谈话直截了当。他为巴黎一家大报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想得到有关他们卫生状况的资料。里厄对他说，他们的卫生情况不妙。但他在进一步详谈之前想知道，这位记者是否能够说真话。
“那当然。”记者说道。
“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对此情况进行全面谴责？”
“全面，不行，这一点应当说清楚。不过，我料想这样的谴责并没有什么根据。”
里厄不慌不忙地说，像这样的谴责的确可能没有根据，然而在提这个问题时，他只想知道，朗贝尔的证词能不能毫无保留。
“我只承认毫无保留的证词，所以我不能用我的有关资料支持您的证词。”
“这是圣茹斯特〔1〕的语言。”记者笑道。
里厄并不提高嗓门，说，是否是圣茹斯特的语言，他不知道，但那是一个对他生活的世界感到厌倦的人的语言，不过这个人和其他的人有同样的看法，而且决心在他这方面拒绝不公正，拒绝让步。朗贝尔耸耸肩，注视着大夫。
“我相信我理解您。”他最后说，同时站起身来。
大夫把他送到门边：
“我感谢您这样看待事物。”
朗贝尔似乎焦躁起来：
“好，”他说道，“我明白。原谅我打扰了您。”
大夫握住他的手说，眼下城里发现了大量的死老鼠，也许可以就这件事写一篇不寻常的报道。
“哦！”朗贝尔欢呼道，“我对这个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