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到这里，谁听了都不难相信，我们的同胞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预见这年春天会发生那些小事变，而那些小事变——我们后来才明白——正是笔者打算在此为之撰写历史的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先兆。对某些人来说，这里发生的事情似乎十分正常，别的人却恰恰相反，认为那简直难以置信。但无论如何，一个写编年史的作者是不会考虑这些互相矛盾的看法的。他的任务仅仅是说：“此事发生了。”只要他知道此事的确发生了，知道这与整个民族生死攸关，知道因此会有成千上万的目击者内心里认为他所讲之事真实无误。
此外，倘若他不曾有机遇去搜集一定数量的陈述词，倘若当时的形势未曾将他卷入他意欲详述的那些事件里，笔者（人们会及时认识他的）就几乎没有资格从事这个工作。正是这一点使他有理由做史学家所做的事。当然，史学家，哪怕是业余的，手头总有些文献。所以讲述这个故事的人也有他自己的资料：首先是他本人的证词，其次是别人的证词，因为他扮演的角色使他有可能搜集这段历史中所有人物的心里话，最后是终于落到他手里的文字材料。他打算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查考那些资料，并在乐意的时候加以利用。他还打算……不过，也许到了把评论和谨慎措辞抛在一边而最终讲述故事本身的时候了。对头几天的叙述需要作些细节描写。
4月16日清晨，贝尔纳·里厄大夫从他的诊所走出来，在楼梯平台上被一只死老鼠绊了一下。他当时把老鼠踢开，并没有特别留神，便走下了楼梯。但来到大街上，他突然想到这只老鼠不对头，便往回走，想提醒门房。老米歇尔先生的反应，使他更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发现有非同寻常之处。他原以为存在这只死老鼠显得有些奇怪，如此而已，但门房却认为出现死老鼠简直是奇耻大辱。再说，门房的态度斩钉截铁：这幢房屋没有老鼠。大夫向他保证说，二楼平台上就有一只，而且可能已经死了，说了也白搭，米歇尔先生依然信心十足。这幢楼没有老鼠，因此，这只老鼠准是谁从外面带进来的。总而言之，那是恶作剧。
这天晚上，贝尔纳·里厄站在大楼的走廊上掏自己的钥匙准备上楼进家，他看见一只硕大的老鼠突然从黑暗的走廊尽头爬出来，步态不稳，皮毛湿漉漉的。那小动物停下来，仿佛在寻求平衡，然后往大夫这边跑，又一次停下，原地转了个圈，轻轻叫了一声，终于扑到地上，从半张开的双唇间吐出血来。大夫沉思着看了它一会儿，上楼回到家里。
他思索的并不是那只老鼠。是老鼠咯出的血又勾起了他的心事。他的妻子已病了一年，明天要启程去一家山中的疗养院。他见妻子按照他的要求正躺在床上。看来她是在为旅行的劳累作准备。
“我感觉挺好。”她微笑着说。
大夫注视着在床头灯光下朝他转过来的脸庞。在里厄眼里，尽管她已经三十岁了，而且留着病痛的痕迹，但她的脸仍然跟少女时一样，也许是因为这微笑消除了其余的一切吧。
“你要能睡就睡吧，”他说，“女看护十一点来，我送你们去乘中午的火车。”
他亲了亲她微微潮湿的额头。她微笑着目送他走到门边。
翌日，即4月17日，八点，门房拦住经过他身边的大夫，指责一些恶作剧的人又把三只死老鼠放在走廊的中间。那些人准是靠大捕鼠器抓住它们的，因为老鼠们浑身是血。门房已在门口站了一阵，手里提着死老鼠的爪子；他在等待那些罪人说挖苦话时自我暴露。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噢，那些家伙！”米歇尔说，“到头来我准能抓住他们。”
里厄感到蹊跷，便决定从环城街区开始他的巡回医疗，因为他那些最穷困的病人都在这一带居住。在这些街区收垃圾晚得多，他的汽车沿着街区一条条笔直的尘土飞扬的街道往前行驶，车身紧挨着留在人行道上的垃圾桶。在他经过的一条街上，他数了数，有十二只死老鼠扔在残羹剩菜和脏布碎片当中。
他要诊治的第一个病人正躺在床上。房间临街，既是卧室，同时又是饭厅。病人是位西班牙老人，满脸皱纹，神态严峻。他面前的被子上放着两个盛满鹰嘴豆的锅。大夫进屋时，半坐在床上的呼吸急促的哮喘病人往后一仰，想重新缓过气来。病人的妻子端来一个盆子。
“哎，大夫，”在打针时，病人说，“它们都出洞了，您看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