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弱冠之年与邻家的一位穷苦小姑娘结了婚。甚至可以说他是为结婚才辍学就业的。让娜和他本人都从没走出过所在的街区。他总是去她家看望她，让娜的父母看见这个沉默寡言举止笨拙的求爱者有点忍俊不禁。她父亲是铁路工人。每逢休息日大家都会看见他坐在临窗的一个角落里，若有所思地观看着人来车往的街景，一双粗大的手平放在大腿上。她母亲总在忙家务，让娜也帮她操持。让娜是那么瘦小，格朗一见她过马路就为她担心。车辆和她一比，简直成了庞然大物。一天，他俩站在卖圣诞礼品的店铺门前，让娜出神地观赏着橱窗，随后一仰身朝他靠过去，说：“太美了！”他紧紧握住她的手腕。他们就这样定了终身。
据格朗说，余下的故事十分简单。跟大家一样：他们结了婚，还有点相爱，两人都工作。工作太忙就忘了爱情。让娜也得工作，因为办公室主任说话不算数。说到这里，就需要动用想像力才能理解格朗的话是什么意思了。他当时疲惫不堪，灰心丧气，话也一天比一天少，而且没有设法让妻子相信他还在爱她。工作劳累的男人、生活的贫困、逐渐黯淡的前途、晚饭桌边的无话可说，在这样的天地有何情欲可言。让娜可能已感到痛苦，但她仍留了下来：人有可能痛苦时间一长便再也不感到痛苦。一年年过去了。后来她还是出走了。当然，她并非孤零零出走的。“我曾非常爱你，但如今我太累了……我离开你并不感到幸福，可是并非需要幸福才能重新开始。”她写给他的信里大体是这些内容。
约瑟夫·格朗也很痛苦。正如里厄提醒他的，他本可以重新开始，但现在他没有信心。
说实话，他老想念她。他真想给她写封信为自己辩护。“但这很困难，”他说，“我老早就考虑了。只要我们还在相爱，没有话我们也能互相理解，但两人并不一定永远相爱。在一定的时刻我本应该找到合适的话留住她，但我没有做到。”格朗用一块方格子的手帕擤擤鼻涕，然后擦擦小胡子。里厄注视着他。
“请原谅，大夫，”这位老兄说，“该怎么说呢？……我信任您。和您在一起，我可以说话，一说话我就感到激动。”
显然，格朗的思想离鼠疫还有十万八千里。
晚上，里厄给他妻子发了一份电报，说已经关闭城市，他身体不错，她应当继续注意自己的身体，他想念她。
关闭城市三周之后，里厄在医院大门口看见一个正在等他的男青年。
“我想，”男青年说，“您还能认得出我。”
里厄觉得似曾相识，但还有些迟疑。
“我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曾来您这里询问阿拉伯人的生活状况。我叫雷蒙·朗贝尔。”
“哦！没错，”里厄说，“那么，您现在有好题材可以写报道了。”
对方显得有些烦躁。他说不是这么回事，他来这里是为了请里厄帮帮忙。
“我很抱歉，”他补充说，“但我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一个熟人，而我们报社在本市的通讯员可惜又是个笨蛋。”
里厄建议小伙子跟他一起步行到市中心的一家卫生所，因为他有些事需要吩咐。于是他们走进黑人居住区的一条条胡同。夜幕正在降临，昔日那样喧闹的城市在此刻显得出奇地寂静。在金色余晖尚存的苍穹之下，几声军号的鸣响无非说明军队还在装作执行军务。这时，他们俩沿着陡坡一般的街道走下去，街道两旁是摩尔式房舍蓝色、赭石色和紫色的墙垣。朗贝尔说话时情绪非常激动。他离家时把妻子留在巴黎，说实话，那不是他的妻子，但和妻子是一回事。城市一关闭他就给她发去一封电报，起初，他以为这件事只是临时性的，发电报无非考虑别中断联系。可他在阿赫兰的同行们告诉他，说他们也帮不了他的忙，邮局要他去找别人，省府的一个女秘书还对他的请求嗤之以鼻。他站了两个钟头的队才得以发出一份电报，电报上写的是：“一切顺利。不久再见。”
但今天早上，他起床时突然想到，他毕竟并不知道这种情况会延续多久。于是他决定离开这里。由于他是经过推荐来到本市的（干他这行有此便利），所以有机会接触省府办公厅主任。他对主任说，他与阿赫兰毫无关系，他没有必要留下来，他来此地纯属偶然，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允许他离去，哪怕出去以后必须接受检疫隔离也在所不惜。主任说他对此非常理解，但谁都不能例外，他可以再看看，但总的说情况十分严重，难以做出任何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