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他在就业登记表上“就业资格”栏里就是这么填写的。二十二年前，他读完大学预科后，因拮据而辍学，于是接受了这个工作。据他说，当时他有希望很快成为“正式”公务员，不过要有一段时间的考核，证明他在处理市政管理中遇到棘手问题时能措置裕如。后来，有人向他保证说，他一定能得到一个报表编撰人的职位，那时生活就宽裕了。当然，约瑟夫·格朗干任何事情都并非出于野心，这一点，他惆怅的微笑就可以成为佐证。然而，通过正当途径使物质生活得到保证，并从而有可能问心无愧地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这样的前景也让他神往。他接受这份工作完全具有光明正大的理由，可以说是出于对理想忠贞不渝的感情。
多年以来，这种临时工作的状况一直延续着，生活费用大幅度上涨，虽然有几次普遍涨工资，格朗的薪水仍然少得可怜。他也曾在里厄面前抱怨过，但似乎没有人在意这件事。格朗的独特之处，或者起码可以说他的特征之一，也正在于此。其实，他完全可以要求，且不说兑现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的权利，至少兑现人家向他保证过的事情。然而，首先是向他许过愿的科长已作古多年，再说他也记不起来当时许愿的准确说法。总而言之，最麻烦的是约瑟夫·格朗缺乏适当的措辞。
里厄注意到，在描绘我们这位同胞时，正是这最后一个特性才说到点子上了。原来，正是这个特点妨碍了他写好他琢磨多时的申请信，妨碍了他顺应形势走些门路。按他的说法，他感到运用这个他并不坚持的“权利”二字最难说出口，还有“许愿”，这两个字意味着他在讨回别人欠他的东西，因此会有放肆之嫌，而放肆与他目前低微的职务很不相称。另一方面，他又拒绝使用“照顾”、“请求”、“感激”这些字眼，认为那和他个人的尊严水火不容。就这样，因为找不到恰当的字，我们这位同胞便始终待在他那默默无闻的职位上，直熬到上了岁数。此外，他还对里厄大夫说过，一旦习惯了，他发觉他的物质生活总是有保证的，无论怎样，只要量入为出就过得去。他因而认识到，原为我市工业大亨的市长爱说的一句话很正确，市长曾振振有词地说，归根结底（他特别强调这个词组，认为那是最有分量的道理），归根结底，从未有人死于饥饿。无论如何，约瑟夫·格朗过的那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归根结底，的确使他摆脱了这方面的忧虑。他可以继续推敲他的用词造句。
从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他的生活颇有示范作用。他属于那类无论我市还是别处都十分罕见的人，这类人始终勇气百倍地保持自己的美好感情。从他谈到自己的不多的话语中的确可以看出他为人善良，富于爱心，这是当今人们不敢认同的。他毫无愧色地承认他爱他的侄子和姐姐，姐姐是他剩下的惟一亲人，他每隔两年去法国探访她一次。他从不否认，一想到在他年少时去世的父母就颇为伤感。他从不讳言他最喜欢自己街区一座钟楼的钟，每天傍晚五点左右，悠扬的钟声都在那一带回荡。然而，要想表达非常简单的感情，每琢磨一个字都得费他好大的劲。到头来，这种难处竟成了他最大的心病。“啊！大夫，我多么想学会表达呀！”他每次遇见里厄时都会这么说。
这天晚上，大夫看着公务员离去时，突然明白了他想说的是什么：他一定是在写一本书或类似的什么东西。里厄一直走到化验室，这个想法才使他放下心来。他知道这种感受很愚蠢，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鼠疫会停留在这样一个连一些不起眼的小公务员都有着体面癖好的城市。确切说，他无法想像鼠疫横行的地方会有这种笔耕癖的位置，因此他认定，鼠疫在我们的同胞中实际上是没有流行前途的。
翌日，由于里厄提出被认为是不得体的坚决要求，在省政府召开了卫生委员会会议。
“老百姓着急是真的，”里沙尔承认说，“但街谈巷议总把什么都加以夸大。省长告诉我：‘你们如愿意就赶紧办，但别声张。’再说，他坚信这是一场虚惊。”
贝尔纳·里厄用车接卡斯特尔去省府。
卡斯特尔对里厄说：
“您知道吗？省里没有血清。”
“我知道。我已经打电话给药库。药库主任惊惶得手足无措。这东西必须从巴黎运来。”
“但愿时间别拖得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