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一场狂风吹跑了浓雾。寒风如同利刃吹得他睁不开眼睛。他已经冻到无法张嘴呼喊，只好躲在救生筏下，蜷缩在冰脊的凹陷处。他提醒自己千万不要睡着，绝对不能睡着，可还是睡着了。一天一夜的划船让他再没有一丝力气。
“你真命大……大难不死，三生有幸了。”听完庄列松的经历，杨炼前言不搭后语惊叹了半天，“你待的那块冰，让风一吹，正好和我们这块大浮冰撞在一起，它撞跑了浮冰一角，却和这个岛合二为一。不然的话，鬼知道你会漂到哪儿去。”
庄列松撩开帐篷。远处飞来一只白色海鸟。它落在鲸鱼背上，在那里踱步、张望，接着就旁若无人地啄食鲸鱼肉。
一种声音如同高声嘲笑，从远处的深海传来。
14
真的糟透了，我的妻子，我这几十年除了在监狱，现在就是最倒霉的。你几次问我监狱的事，我一直没细说，现在正是时候。
那个早晨，我拎着行李走进航站楼，四个小时后我就会到最南的南方，而且不打算再回来了。昨晚的抢劫和宿醉让我看到任何移动物体都直犯恶心。我坐在飞机上等待起飞，看到一个男人和女空服员交谈。他在看我。之后，那个男人一脸严肃向我走来，我立刻意识到，他是个警察。就这样，我一言不发站起来，取了行李，沿着走道和他一起下了飞机。
监狱位于一个村子旁边，与我的家乡不同，这里的人谋生依赖的不是海，是监狱。整个村的人都做着跟监狱有关的工作，庞大的犯人、狱警和家属群体给他们带来充足的就业岗位。在监狱里，我和吴波很少见面，我知道他判得很重，我判得轻一些，判得越少越难熬，因为有指望。吴波，我猜他很快就能找到保外就医或者找到别的路子，会比我早出去，他一直是这样的。
我避免和任何人发生冲突。在里面，我对人态度友善，遵守所有规定、听从所有命令，也没有自杀的念头。狱警最讨厌的就是犯人自杀，除了那些真想死的，不少犯人把这作为对狱警的一种报复，给他们添乱、添堵。
犯人平时除了要做大量编织、缝纫工作外，还印刷过中考试卷，剥过大蒜。有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剥蛎虾壳，这种计件工作我上次做还是在新加坡，乍一上手觉得十分有趣。
早晨，由牢头带领，我们穿过一扇小门去车间。那里满地脏水，我们都没穿水鞋，不敢贸然迈步，只能站在门口看着。有几个负责做示范的女工，我盯着离我最近的那个女人的双手。筐里的虾已经被切掉虾头，她们要做的就是剥掉虾壳、清理虾肠，同时尽可能保持尾部完整。离我最近的那个手指上下翻飞，处理一只虾只需要三秒，左手拿起虾，去壳，右手握刀，轻轻一划，一二三，一二三……女工演示了三四遍，狱警挨个发工具，命令我们照做。
安全起见，我们每人分到手的是一片竹篾子。我们齐刷刷坐下，戴上发网和手套，一人面前一整筐带冰的虾。我拿起一只虾，撕掉虾壳。多年前，在新加坡和日本时，我也能像女工一样手法灵活，可现在我握着软软的虾，却不得要领。见我接连扯断两条，旁边一个人从我手中接过虾，又演示了一遍：左手拉住虾足向上一扯，剥去一半壳，右手拉住尾部，轻轻把虾身拉直，在不拽断尾巴的情况下扯去另一半虾壳，最后用竹篾子在虾背上拉道口子，不能太深，也不能太长，刚好够把虾肠挑出来才算完美。整个过程不超过四秒。
他做了两遍，我才认出口罩和发套之间吴波的眼睛，他们监区也被分配来赶这批工。
“左手拿虾，”他纠正我的动作，“这样更顺手，动作熟练才会更快。”我手一抖，又扯断一根虾尾。“轻点儿，怕弄断就左手压一下，把虾拉直。”他耐心备至，一点没有责备的意思。
每人每天剥三百斤虾，剥不完就要加班，虾堆积成山，从视觉上先让人意志崩溃。十一点，大家去吃午饭，饭后再次回到工位，我已经比上午熟练多了。肌肉生成记忆，头脑被催眠，我一坐下，拿起虾，手指就极有效率地动个没完。为了保持新鲜，虾上要一直堆着冰块，撒在上面的冰块好像比上午更冷，寒气透过手套从指缝和袖口侵入身体，腰背跟着隐隐作痛，但经过上午的挫折，这些也不算什么。
这种高度重复的计件工作并非每天都有，我觉得犯人比流水线工人还要卖力，大家抢着干，除了可以加分，还因为在里面最难熬的部分不是没自由，而是无聊。这种机械化劳作虽然单调，却有实在的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