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默先生站在窗前，正在和安德伍德先生交谈。法庭记录员双脚跷在桌子上，在连续不断地抽烟。
可是，法庭里在场的这几位人员——阿蒂克斯、吉尔默先生、酣睡的泰勒法官，还有法庭记录员伯特——是唯一样子比较正常的。我从没见过坐得满满的法庭这么安静。偶尔有个婴儿烦躁地哭起来，有个孩子匆匆跑出去，但大人们都正襟危坐，就像在教堂里一样。楼上的看台里，我们周围的黑人们或站或坐，也都带着朝圣般的耐心。
县政府楼上的老钟格格地紧着弦，准备整点敲钟了。接着它震耳欲聋地敲了八下，震得我骨头都在抖。
当它敲到十一下时，我已经不太清醒了：和瞌睡搏斗得疲惫不堪，我便靠着赛克斯牧师舒服的臂膀打起盹来。我猛一下惊醒了，为了努力保持清醒的状态，我便把注意力集中在楼下的脑袋上：有十六颗秃头，有十四个人可以划归为红头发，有四十颗脑袋介于棕色和黑色之间，还有——我想起杰姆在做一项短期心灵研究时曾对我说：如果有足够的人——也许要有满体育馆的人——都把意念集中在一件事上，比如让林子里的一棵树燃烧起来，那么这棵树就会真的自燃。我把这个主意用上，默默地请求楼下每个人都把意念集中在释放汤姆上，可是又想到，如果他们也像我一样困倦的话，就不起作用了。
迪儿脑袋靠在杰姆肩上，睡得正香。杰姆则静静地坐着。
“好长时间了吧？”我问他。
“是啊，斯库特。”他高兴地说。
“可是，照你原来说的，只要五分钟就够了。”
杰姆扬起了眉毛。“有些事你不懂。”他说，我困得实在没力气和他争辩。
不过我肯定还是相当清醒的，否则那印象不会悄悄进入我的记忆。它和上个冬天的记忆没有什么不同，尽管这个夜晚很闷热，我也打哆嗦了。那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直到法庭里的氛围都变了，变得和那个寒冷二月的早晨一模一样：反舌鸟不叫了，莫迪小姐新房子上的建筑工们停止了敲击，每一户邻居家的木门都关得像拉德利家一样严。一条荒凉的、紧张等待着的、空空如也的街道，而法庭里却是坐满了人。闷热的夏夜和冬天的早晨，它们竟然毫无区别。泰特先生进来了，他在跟阿蒂克斯说话，很可能还穿着他的高筒皮靴和短夹克。阿蒂克斯停止了他安静的散步，把一只脚蹬在椅子最下面的横档上；他一边听着泰特先生说话，一边慢慢地上下摩挲着大腿。我随时期待着泰特先生会说：“芬奇先生，拿着它……”
可是泰特先生说的却是：“准备开庭。”那声音很威严地响着，我们楼下的脑袋都猛地抬了起来。泰特先生出了法庭，随后带回了汤姆?鲁宾逊。他把汤姆引到阿蒂克斯旁边，让他坐在原来的位子上，自己则站在旁边。泰勒法官也猛然惊醒，直直地坐在椅子上，盯着空空的陪审团包厢。
接着发生的事就像梦境：在梦中我看见陪审员们回来了，像潜水员一样移动着，而泰勒法官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是那么微弱。我看见了只有律师的孩子才可能看到，才期望出现的情景，那就像看着阿蒂克斯走上大街，举枪上肩并抠动了扳机，可是看的过程中心里一直很清楚：那枪里是空的。
陪审团从不看已被他们判罪的被告。当这个陪审团进来时，他们也没有一个人去看汤姆。陪审长把一张纸递给了泰特先生，泰特先生把它交给书记员，他随即又交给了泰勒法官……我闭上了眼睛。泰勒法官在宣读陪审团的表决：“有罪……有罪……有罪……有罪……”我偷眼看了看杰姆，他的手在栏杆上抓得发白，两个肩膀一耸一耸的，好像每一声“有罪”都单独扎在了它们中间。
泰勒法官在说着什么。他把法槌攥在手里，却没有用它。朦胧中，我看见阿蒂克斯在把桌上的文件收进文件箱里。他“砰”的一声合上箱子，走到法庭记录员身边说了些什么，对吉尔默先生点点头，然后又走到汤姆身边，手抚着他的肩膀和他耳语起来。阿蒂克斯从椅背上拿起外套，把它搭在肩上，离开了法庭，然而走的却不是他平常的出口。他肯定是想抄近路回家，因为他快步走上了通往南门的中间过道。他向门口走去的当儿，我的眼睛一直追随着他的头顶。他没有朝上看。
有人碰了碰我，可是我不愿让眼睛离开下面的人群，不愿离开那从过道上走远的阿蒂克斯孤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