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她极力游说我：“他的书不是非读不可，但这个人你应该去见一见，肯定会有好事的。”于是我也觉得“既然如此的话”，便决定去拜访他。
她之所以说“他的书不是非读不可”，我猜大概是觉得小说家和创作者这类人尽量不去读分析类的书为好。我也基本赞成这个意见，因此（这话不宜外传）几乎没有读过河合先生的书，只读过先生写的一部荣格评传。顺便一提，卡尔·荣格的著作，我连一部都没有好好读过呢。
我想，小说家的职责只有一个，就是向公众提供尽可能优秀的文本。文本这东西是一个“总体”，用英语来说就是whole。它好比是黑匣子，其职责说到底就是作为整个文本发挥作用。而文本的职责，便在于让每一位读者来咀嚼。读者有权随心所欲地处理它、咀嚼它。如果它在传递到读者手中前就被作者处理过、咀嚼过，那么文本的意义与有效性将大大受损。大概正因如此，我才有意始终远离荣格、远离河合先生的著作。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我发现感觉上有“距离过近”之处，才疏而远之。对小说家来说，没有比自己分析自己更不合时宜的事了。
总而言之，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第一次见到了河合先生。两人交谈了大约三十分钟，初次见面的印象是“好一个寡言而阴沉的人”。最令我吃惊的是他的眼睛。该说是两眼发直吧，总觉得有些黯然无神、深不见底。这个说法也许不好，但我感到那绝非寻常人的眼睛。似乎颇为凝重，是隐含深意的眼睛。
我是一个小说家，观察人是我的工作。仔细观察，姑且做一番粗加工，但不作判断，一直留到必须要判断的时候再说。所以这次也一样，我没有对河合先生这个人作任何判断，仅仅将那双眼睛的奇妙模样作为一条信息留存在记忆里。
而且那一次，河合先生几乎没有主动开口，只是静静听我一个人说，也会有一搭没一搭地附和，似乎在眼眸深处思索着什么。我也不是个话多的人，因此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仿佛被沉默占去了更多的时间，他对此也是一副不以为意的模样。总之那是一次稍稍有些怪异的面谈，或者说会面。这件事我记忆犹新。尤其记得清清楚楚的是那奇异的眼光，真是难以忘怀。
不过到了第二天，再次见面时，一切都改变了。河合先生突然变得很快活，眉飞色舞，连珠炮似的说着笑话，表情也陡然变得明朗起来。那双眼睛宛如孩子的眼睛般明亮，清澈见底。几乎令人目瞪口呆：仅仅一夜，一个人就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吗？于是我恍然大悟：“是啦，昨天这个人是有意把自己置于被动状态。”大约是抹杀自己，或者说让自己接近于无，试图将对方的“存在状态”自然地——比如说作为文本——原封不动吸噬进去。
明白这一点，是因为我也时不时做这样的事情。尽力屏息凝神，将对方的模样原原本本地接受下来，尤其在做采访时更是如此。这种时候集中心力聆听对方发言，抹杀自己心中意识流般的东西。做不到这样的切换，就不可能一丝不苟地听别人讲话。我在几年后撰写《地下》这本关于地铁沙林事件的书时，就持续了整整一年这样的工作，那时肃然想到：“咦，这岂不是与河合先生当年所做的一样吗？”在这层意义上，河合先生的工作与我们所做的工作说不定有些相似的地方。
于是再次见面时，河合先生积极回应我的话，对我的提问也有问必答，交谈十分有趣。我想，可能是河合先生将模式由“接受”切换成了“交流”。从那以后，我们就平平常常地见面闲聊，海阔天空无话不谈。这大概说明我基本达到了河合先生的“基准”（好像有点恬不知耻）。我自以为是地这样理解。自此以后，河合先生会时不时地联系我：“怎么样，一起吃个饭？”于是我便接受邀约，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地相谈甚欢。每次交谈总是和和气气、十分愉快，当然，我从中获益匪浅。至于都说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几乎记不起来了。要是留下些记录就好了，可那都是把酒言欢，左耳进右耳出、边说边忘，没办法啊。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的，都是先生总不离口的那几个令人无语的俏皮段子，比如像这样的东西：
我担任“二十一世纪日本的构想”座谈会主席的时候，还是小渊总理的时代，前去出席过一次所谓的内阁会议。那一次，大概是有什么事吧，小渊先生迟到了。其他内阁成员都到齐了，正在房间里等着呢。“对不起，我迟到了，抱歉抱歉。”只见他一面口中客气地道着歉，一面走进来。哎呀，做总理大臣的可真是伟人哪！我打心底佩服。他是用英语道着歉走进来的，嘴里念念有词：I’m sorry, I’m sorry。[日语中，“总理”一词与英语单词“sorry”发音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