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有点那个，不过就类似这样，河合先生的俏皮段子还真是挺无聊的。就是所谓“贬义上的大叔笑话”。但我觉得，那原本就是要多无聊就有多无聊的东西，不然就没有了意义。我想那对于河合先生来说，恐怕就像“除魔”的行为。河合先生作为临床专家面对咨询者，很多情况下，得随着咨询者一起下降到灵魂黑暗的深处。这往往是伴随着危险的工作，弄不好就会迷失归途，一去不返，说不定从此便沉沦在深深的黑暗中。日复一日，他坚持着这种费力的本职工作。为了摆脱这种地方像线头一般紧紧缠上来的负面气息、恶的气息，就不得不满口说些无聊又没有意义的俏皮段子。每当我听到先生那些松散的段子，心中就会生出这样的感触。或许我过于与人为善了。
顺带一提，在我而言，“除魔”的方法就是跑步。算起来也坚持跑了大约三十年了，我觉得自己是通过每天出门跑步，把因为写小说而纠缠上来的“负面气息”摆脱干净的。我心下暗想：比起松散的俏皮段子，跑步起码还不至于让周围的人感到无力，岂不是为害较少吗？
刚才说过，我们虽然见面交谈，但说了些什么几乎都没记住。说实话，我现在觉得那可能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因为最重要的与其说是谈话的内容，不如说是我们在那里共同分享了某些东西，是这种“物理性的真实感”。我们分享了什么？以一句话来说，我想应该是故事这个概念。故事就是存在于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也是理应存在于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正因为它存在于灵魂的最深处，才能在根本上将人与人串联起来。我通过写小说，会日常性地下到那个地方去。河合先生则是作为临床专家面对咨询者，日常性地前往那里，或者说不得不去。我有一种感觉，河合先生和我可能是“临床性地”相互理解。尽管没有特意说出口，但彼此都心知肚明，就像凭借气味了然于心一般。当然，这可能只是我一个人想入非非。但我至今依然清晰地感受到，一定有过某种与之相近的共鸣。
能让我产生共鸣的对象，至那时为止除了河合先生，一个人也没有，说实话，现在仍旧是一个人也没有。近年来，“故事”一词常常被人说起，然而当年我说出“故事”这个词的时候，能将它毫厘不差地以正确的形态——我认定的形态——实实在在地予以综合理解的人，除了河合先生便再无他人了。而至关重要的事就在于，传出去的球是否被对方用双手牢牢地接住、能否毫无遗漏地得到理解，无须说明、无须理论，会清晰明确地反馈回来。这样一种感受，对我来说是无与伦比的乐事，它会成为至高的鼓励，让我切实地感到自己做的事情绝对没有错。
下面的话说出来可能会有些小小的问题。迄今为止，我在文学领域里从来没有感到过可以与之匹敌的实实在在的鼓励。这对我来说是件有点遗憾的事，也是不可思议的事，当然还是一件伤心事。但唯其如此，河合先生才成了一位超越专业领域的卓越大度的人。
最后，我想为河合先生祈求冥福。我真心期盼先生能更加长寿，哪怕只多一点点，只多一天也好。
后记
本书收录的一系列原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的，我已经记忆模糊了。想来大概是五六年前的事吧。很早以前，我就想对自己的小说写作、对自己作为小说家坚持写小说的状态作一番总结，说几句话。趁工作间隙，便分门别类，断断续续、点点滴滴地写了下来，积攒起来。也就是说，这些文章并非接下出版社的约稿而写出来的东西，而是从一开始就出于自发，不妨说是为自己而写的文章。
最初几章用的是平常的文体，就像我此时此刻正在写的文体，不过写完之后重读一遍，却发现该说是文章略显生涩不够流畅呢，还是有些郁结，总之没有巧妙地与心情融为一体。于是，我试着改用面对众人、与他们交谈般的文体去写，这才有了一种能较为流畅地写下去（讲下去）的感觉，心想既然如此的话，便试着以写演讲稿的感觉来统一文章。假定在一个小会场里，有大约三四十个人坐在面前，我尽量用亲密的口气与他们交谈。采用这种方式重新作了改写。实际上，我并没有在别人面前大声朗读这些演讲稿的机会（只有最后一章关于河合隼雄先生的文字，真的在京都大学的礼堂里，当着大约上千名观众的面做过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