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倒不是辩解：我在海外努力公开露面，是因为有一种自觉，觉得必须时不时地站出来，尽一尽“日本作家的职责”。前面说过，泡沫经济时代我在海外生活，那时屡屡因为日本人“没有脸面”而感到失落、不是滋味。这种经历接二连三反反复复，我自然就会想，无论是为了在海外生活的众多日本人，还是为了自己，都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哪怕一丝一毫也好。我并不是一个特别爱国的人（反倒觉得世界主义的倾向更为强烈），不过一旦长住国外，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个“日本作家”。周围的人会以这样的眼光看待我，连我也以这样的眼光看待自己，而且不知不觉还会生出“同胞意识”。想想真是不可思议，因为我分明是打算从日本这片土壤、这个僵固的框架中逃脱出来，作为所谓的“自我流放者”来到外国的，结果又不得不回归与原来那片土壤的关系。
如果被误解，可就尴尬了。我的意思并非指回归土壤本身，说到底是指回归与那片土壤的“关系”。其间有巨大的差异。时常看到有些人从国外回到日本后，该说是一种反弹吗，变得莫名地爱国（有时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可我并非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对于自己身为日本作家的意义，以及这个身份的归属，变得更加深入地去思考了。
到目前为止，我的作品被译成了五十多种语言，我自负地以为这是非常大的成就，因为这直截了当地意味着我的作品在各种文化的种种坐标系中得到了肯定。作为作家，我对此感到高兴，也感到自豪，但并不认为“所以我坚持至今的事情就是正确的”，也不打算把这种话说出口来。那归那，这归这。我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作家，还有（几乎是）无限的发展余地，或者说发展的可能。
那么，你认为哪里才有这种余地呢？
我认为这余地就在自己身上。首先，我在日本构筑起了作家的立足点，然后把目光转向海外，扩大了读者层面。今后我大概会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在那里展开更深更远的探索。那里对我来说将成为新的未知的大地，恐怕也将是最后的疆域。
能否顺利地开拓这片疆域？我心里也没底。然而又要重复前言了：能把某个目标当作旗号高高地举起，总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不问年龄几何，不问身处何地。
第十二章 有故事的地方·怀念河合隼雄先生
我很少称呼别人“某某先生”，唯独对河合隼雄，每次都不知不觉就管他叫“河合先生”，很少喊他“河合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常常觉得不可思议。到了现在，仍旧会自然地称呼“河合先生”。
在我的印象中，河合先生把“河合隼雄”这个活生生的人，与“河合先生”这个具有社会使命的人物巧妙地分离开来，区别使用。我与河合先生曾经多次见面，亲切地聊过天，可对我来说，河合隼雄始终如一，就是“河合先生”，这种姿态从未改变过。兴许他一旦回到家里，三下两下便将社会使命脱下来扔掉，仍旧变成那个名叫河合隼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大叔。
只是我感觉，我与河合先生见面时，不管私底下关系何等亲密，彼此却从未脱去“小说家”和“心理治疗师”的戏装。这倒不是生分见外，恐怕只是彼此的处境使然，不得不完成各自的社会使命。在某种意义上，其中始终有种类似职业性的紧张感。不过那说起来倒是一种神清气爽的紧张，是内容充实的紧张。
所以，我打算仍旧维持那种心旷神怡的紧张感，继续称河合隼雄为“河合先生”。虽然我对随处可见的大叔河合桑也颇感兴趣，不过姑且这样吧。
我第一次见到河合先生，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河合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当客座研究员，而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待到他来的前一个学期，两人恰好失之交臂。我那时已前往波士顿近郊的塔夫茨大学，在那里教日本文学课。
因为在普林斯顿待过两年半，结交了许多好朋友，所以时不时开车去普林斯顿，就是在那里有了与河合先生相遇的机会。只是十分抱歉，河合先生是什么样的人物，我那时还不太了解。以前我几乎对心理疗法、精神分析这类东西毫无兴趣，河合先生的著作一本也没读过。我妻子是河合先生的粉丝，好像在热心地读先生写的书，但我们夫妻两人的书橱泾渭分明地一分为二，就仿佛从前的东西柏林一般，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在那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读河合先生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