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批评，有些让我觉得“的确如此”，“说不定还真是这样”。有时候要花上几天才能达成这样的认识。也有些让我觉得“不对，岂有此理，还是我的想法才对”。不过在这样“引进第三者”的过程中，我有一条独门规则，那就是“人家有所挑剔的地方，无论如何一定要修改”。即便不能接受那种批判，但只要人家提出了意见，我就会把那个地方从头改写一遍。不同意那意见时，我甚至还往与对方的忠告完全相反的方向改写。
方向姑且不论，定下心来修改的那几处，再试着重读一遍，差不多每次都发现改得好过从前。我觉得，读过的人对某个部分提出什么意见时，且不管那意见的方向如何，那个部分往往当真隐含着某些问题。就是说，小说那一处的情节发展多少有些疙疙瘩瘩，而我的工作就是要除去那些疙疙瘩瘩的地方。至于用什么方法去除，则由作家自行决定。就算心想“这里写得很完美呀，没必要改动”，也要默默在桌前坐下，无论如何做些修改。因为文章“写得很完美”这种事，实际上绝无可能。
这次的修改不必从头开始循序推进，而是针对有问题和受到批评的部分集中修改。然后请她将改过的部分重看一遍，重新讨论，如有必要再作修改。之后再请她重读，如果仍然有不满之处，再进一步修改。这样大致完成后，再从头修改，加以调整，确认整体的情节展开。如果对种种地方作了细微改动，导致整体的基调出现紊乱的话，便进行修正，此后才正式将稿件交给编辑审读。到了这个时间，大脑的过热状态已经得到一定的消解，也能冷静客观地应对编辑的反应了。
有一件好玩的旧事。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写《舞！舞！舞！》那部长篇小说时的事。这部小说是我头一回用文字处理机（富士通的便携式）写出来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罗马的寓所完成，唯独最后那部分写于移居伦敦之后。我将写好的原稿储存到软盘里，带着它前往伦敦，可在伦敦安定下来之后，打开一看，竟有整整一章消失不见了。我当时还没用惯文字处理机，可能是操作失误吧。呃呃，这是常有的事儿。我当然沮丧万分，受到巨大的打击。因为那一章的篇幅很长，而且是“连自己都认为写得很成功”、引以为豪的一章，无法简简单单地说上一句“呃，这是常有的事儿”就认命了。
然而也不能一直唉声叹气、摇头唏嘘。我重新打起精神，一面苦苦回忆：“嗯，好像是这个样子的。”努力再现几个星期前煞费苦心写出来的文章，总算让它重新复活了。可是万万没想到，等到这部小说成书发行后，下落不明的那一章竟又飘然现身了，原来是混入了意想不到的文件夹里。这也是常有的事啊。于是我心想：“哎呀，糟糕，要是这一版写得更好该怎么办？”提心吊胆地重读了一遍，先说结论：后来改写的版本显然出色得多。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不论什么文章，必然都有改进的余地。不管作者如何认为“写得真好”“完美无缺”，其中也有变得更好的余地。所以我在修改阶段会尽量抛却自豪感和自尊心，让脑袋里的热度适当冷却下来。只是热度降得过低，修改工作就无法进行了，这方面必须注意。而且要摆好足以抵御外来批判的态势。人家说些没趣的闲话，也要尽量忍耐，默默吞进肚子里去。作品出版后，面对批评要不为所动，随便当作耳旁风即可。这种东西要是一一放在心上的话，身体会吃不消的——真的。不过在写作过程中，对于来自身边的批评和忠告，必须虚心谦逊地洗耳恭听。这是我长期以来的一贯主张。
我已经作为小说家工作了很久，老实说，有的责任编辑也让我感到“有点合不来”。为人倒是不坏，对其他作家来说没准是位好编辑，只是作为我的责任编辑好像不太投缘。从这样的人口中说出的意见，令我心生疑窦的情况居多，有时（老实说）还会触犯我的神经，甚至让我光火。不过彼此都是为了工作，所以只能巧妙地敷衍过去。
有一次在写长篇小说时，我在初稿阶段就把有点“合不来”的编辑提出意见的地方统统作了修改。但其中一大半都与这个人的意见正相反，比如他说“这里写得长点好”，我就把那部分缩短点，他说“这里写得短点好”，我就把那部分加长点。如今回想起来颇有些粗暴，但尽管粗暴，就结果而言那次修改却很成功。那位编辑对我来说反而成了一位有用的编辑，至少比只会“甜言蜜语”的编辑要有利得多。我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