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九十六岁的母亲以前也是国文老师，毕业于大阪樟荫女子专门学校国文系，曾在母校（应该就是樟荫高等女校）任教，婚后辞去教职。印象中，一九六四年田边圣子20获芥川奖的时候，母亲看到报纸说：“啊，这孩子我很熟呢。”原来田边也毕业于樟荫女子专门学校，也许她们二人以前有过交集。
听母亲说，父亲年轻时的日子过得相当荒唐。也许战争的残酷体验还留在他的血液里，把握不住人生方向的挫败感也必然令他很痛苦。他那时似乎经常喝酒，有时还会对学生动粗。但伴随我的成长，他的脾气和举止仿佛渐渐温和了许多。尽管时不时也心情阴郁，沉着一张脸，或者酗酒（母亲没少为此抱怨），却不曾让我这个做儿子的觉得这个家有什么不好。也许种种回忆已在他心中安静地沉淀下来，汹涌的情绪也渐渐平息了吧。
在我心目中，毫不偏袒地说，他是一位十分优秀的老师。父亲去世时，有一大批他的学生前来吊唁，数量之多让我多少有些吃惊。可见他有多受学生爱戴。父亲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当了医生，托他们的福，在与病魔抗争的过程中，父亲得到了极为体贴的关照。
母亲好像也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老师，我出生后，她成了专职主妇。尽管如此，她以前教过的学生（说是学生，其实年龄和母亲相仿）还会经常来我家玩。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似乎不太适合当老师。
说到小时候与父亲有关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经常一起去看电影。星期天的早上起床后，摊开报纸，看看附近的电影院在放什么电影（当时西宫有好几家电影院，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找到有意思的就骑自行车去看。大部分是美国电影，美国电影中的大部分又是西部片或战争片。父亲不曾提及自己在战场上的感受，对战争片却似乎不怎么抵触。所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公映的战争片和西部片我记得格外清楚。约翰·福特21的电影基本都看了。沟口健二22的《赤线地带》《新平家物语》、丰田四郎23的《墨东绮谭》之类的影片，父母以“不适合小孩看”为由，两个人去了影院，只留我一人看家（不过当时我并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少儿不宜）。
我们还常一起去甲子园球场看棒球比赛。父亲一辈子都是热忱的阪神老虎队球迷，阪神输了球就很不高兴。我后来不再支持老虎队，或许也与这一点有关。
父亲当了老师，对俳句的热情仍然不减。他桌上永远放着一本古旧的季语24集，皮面装帧，有空便慢悠悠地翻阅。季语集之于父亲，大概就像《圣经》之于基督教徒一样宝贵。他也出了几本俳句集，可现在都找不到了。那些书都到哪里去了呢?父亲在学校教书时，把学生们聚在一起，办过类似俳句同好会的活动，还会指导对俳句感
兴趣的学生，也办过俳句大会。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也被他带着参加了几次。其中一次趁着郊游，借用滋贺石山寺大山里的一座古庵来办，听说松尾芭蕉25曾在这座庵中住过一小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至今我依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午后的情景。
不过，父亲应该还是想把他的人生中没能实现的理想，寄托在我这个独生子身上的吧。随着我渐渐长大，自我人格逐渐形成，与父亲在情感上的摩擦愈发强烈而明显。而我们的个性中都有相当倔强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轻易地交出自我，又几乎不能直截了当地讲明自己的想法。不论好坏，也许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同类。
关于我们父子矛盾的细节，我不想说得太多，在这里就只简单地讲一讲。真要细说，就说来话长了，而且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如果只谈结果，那就是我早早结了婚，工作后和父亲的关系便彻底疏远。尤其是当上职业作家后，常有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突然冒出来，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扭曲，最后几乎决裂，有二十多年没见过彼此一面，没什么大事基本上不会说话，也不会联系对方。
我和父亲成长的年代和环境都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对世界的看法也不同。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如果我们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从这些角度出发，努力修复我们的关系，也许情况会和现在有所不同。不过对那时的我来说，与其再花功夫探索和他的相处模式，还不如集中精力，去做眼下自己想做的。因为我还年轻，还有许多必要的事等着我去做，我心里也有十分明确的目标。比起血缘这种复杂的牵绊，那些事在我看来重要得多。另外，我当然也有自己的小家，那是我必须去守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