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士兵这样写道：“（前略）由于错误的局势判断和作战失误，我军无数战友白白丧命。他们弹尽粮绝，步兵以阵地为坟，炮手以火炮为碑，化为护国之鬼。养育福知山联队的故土乡承，人概永远不会忘记巴丹半岛。”
巴丹半岛战役历尽艰辛，总算在同年四月初结束，“几乎全军覆没”的第十六师团重新编人新的补充兵，驻军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成为守卫部队，主要承担在菲律宾各地征讨游击队的任务。但一九四四年四月战局恶化，师团被运送到马尼拉南部的要塞莱特岛，成为守卫当地的主力部队。
同年十月二十日，师团与美军大规模的登陆部队进入全面交战状态，同月二十六日几乎遭全面摧毁。面对美军对菲律宾的进攻，当地军队和大本营之间就防守吕宋岛还是莱特岛一事发生激烈的争论，后部队被紧急部署到莱特岛，军心未定便加入了战斗。这被普遍认为是败退的重要原因。
在激烈的舰炮射击和与登陆军队在水边作战的过程中，第十六师团损失了一半兵力，之后退到内陆负隅顽抗。但补给被彻底切断，又有游击队从后方偷袭，许多伤兵败将和队伍走散，因饥饿或疟疾倒地不起。据说饥荒尤其严重，甚至有吃人肉的现象发生。那是一场没有胜算、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战斗，原有一万八千人的第十六师团，仅有五百八十人幸存，战死率实际超过百分之九十六，是名副其实的“玉碎19”。也就是说，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联队在战争的初期和末期，经历过两次“几乎全军覆没”。可以说是一支命途多舛的部队了。
父亲所说的“捡回一条命”，恐怕指的是自己侥幸没在战争末期作为第五十三师团的一员，被送到惨绝人寰的缅甸战线上一事吧。不过，他也一定不曾忘记那些战死在巴丹半岛和莱特岛上的、他在第十六师团时的战友。不难想象，如果父亲走上另一条命运之路，和他曾编入的第十六师团一同被送往菲律宾，那么无论在哪个战场——不是巴丹半岛就是莱特岛，不是莱特岛就是巴丹半岛——都会战死无疑;那样的话，这个世界上自然也就没有我了。这大约该说是“幸运”吧。但对父亲来说，曾经的战友们都在遥远的南方战场白白断送了性命（恐怕其中有不少人的尸骨至今仍然曝露荒野），只有自己一人独活，一定在他心里引爆了巨大的痛楚，并造就了切身的负疚。每每想到这里，我都会重新领会到父亲生前的心情，明白他何以每个早晨长久地紧闭双眼，聚精会神地诵经。
另外，父亲在京都大学求学那段时间依然醉心于俳句，好像还作为“京大杜鹃会”的同好，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似乎还亲身参与了俳句杂志《京鹿子》的发行。我还记得，那本杂志的过刊曾把我家的壁橱塞得满满的。
父亲进人京都大学后，于昭和二十年六月十二日再次接受征兵。这是他第三次进入军队服役。不过这次他所在的部队不是第十六师团，也不是后来编成的第五十三师团。这两支师团那时都已覆灭，早就不复存在。这次他以上等兵的身份，被编入中部一百四十三部队。这支部队在日本本土驻扎，我不清楚具体的驻地，不过说是汽车部队，想必还是辎重兵的范畴。但两个月后的八月十五日战争就结束了，十月二十八日兵役正式解除，父亲再次返回大学校园。不管怎么说，他算是在这场浩荡而悲惨的战争中活了下来。那时的他二十七岁。
我生于昭和二十四年，即一九四九年的一月。他于昭和二十二年九月通过学士考试，进入京都大学文学部的研究生院，但年纪已经不小，又结了婚，还有了我，不得不断了求学的念头，为了养家糊口，在西宫市的甲阳学院当了国文老师。我不知道父亲和母亲具体是怎样走到一起的。他们一个住在京都，一个住在大阪，大概是共同的朋友介绍认识的吧。当时母亲有一个想要与之结婚的人（一名音乐老师），但对方在战争中殒命。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原来在船场开了一家店，也因为美军空袭被烧得分毫不剩。母亲曾遭遇格鲁曼舰载战斗机的机关枪扫射，在大阪街头东躲西藏，一直对此记忆犹新。和父亲一样，战争也深深地改变了母亲的人生。但正因如此——大概可以这样说吧——才有了现在的我。
总之，我在京都市伏见区落生。但记事的时候，家已经搬到了兵库县西宫市夙川。十二岁时乂搬到西宫旁边的芦屋市。因此虽然是生在京都，但就自身感受和精神层面而言，我应该算是阪神间的人。同样是关西地区，但京都、大阪，以及神户（阪神间）的方言有细微的区别，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也各不相同。从这一点来看，大概可以说，我对风土文化的感知方式和生在京都、长在京都的父亲不同，和生在大阪、长在大阪的母亲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