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联队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日从中国撤回日本。父亲就这样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兵役，回到西山专门学校复学。紧接着，德军于九月一日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世界迎来剧烈动荡的时期。
当时接受征兵的现役兵服役时间是两年，父亲却不知为何只服了一年兵役。个中缘由我不清楚，或许他当时还是在校学生也是原因之一。
结束兵役复学后，父亲似乎依然热情地吟咏俳句。
哼着歌儿与鹿游 希特勒青年团
（一九四〇年十月）
这首俳句多半是希特勒青年团来日本友好访问的时候作的。当时的纳粹德国是日本的友邦，抓住有利时机在欧洲作战，而日本还未正式对英、美宣战。说不上为什么，我个人很喜欢这一首。父亲从有些新奇的、不算普通的角度，截取了历史的一幕画面——一个小小角落的场景。远方血光冲天的战场和群鹿（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奈良的鹿）的对比让人印象深刻。曾开心地在日本观光的希特勒青年团的年轻人们，说不定不久就死在了严冬的东部战线上。
一茶忌 悲伤俳句细品读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
这一首也打动了我。句中的世界似乎无限静谧，无限安稳。可要使内心风平浪静，想必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吧。俳句背后，隐约飘动着危机四伏的混乱气氛。
父亲原本是喜爱学问的人，学习有时仿佛是他生存的意义。他爱好文学，当老师后也经常独自阅读，家里永远堆满了书。我十几岁就热衷于读书，兴许也是受了他的影响。他当学生的时候，成绩似乎也很不错，一九四一年三月以优等生的身份从西山专门学校毕业，接着就读于京都大学13文学部文学专业。当然是参加了入学考试的，要知道在那时，想从一天到晚学佛和修行的佛教类专业院校考入京都大学，肯定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母亲以前常对我说：“你爸爸的脑子很好使。”父亲的脑子到底有多好使，我不知道。以前就不知道，现在仍然不知道。本来我对这类事就不太上心。大概对从事我这种职业的人来说，一个人的脑子是否好使，并没有那么重要吧。在我这行，和头脑灵光相比，心灵的自由和感觉的敏锐更能派上用场，因此——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几乎从未以“脑子是否好使”为标准去衡量一个人。这一点和学界有很大区别。不过这些都无所谓，反正父亲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优秀，这一点应当是毫无疑问的。
遗憾的是（也许该这么说吧），与父亲相比，我对学问这东西一向没什么兴趣，念书时的成绩也一直不太出众。喜欢的东西就不懈努力去追求，不喜欢的东西则几乎漠不关心。我的性格以前就是如此，到现在也一点都没改变。所以我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自然没有多糟，但也绝不是什么让周遭钦佩的好榜样。
这一点似乎让父亲有些失望。和自己年轻的时候相比，看着我这种难说是勤勉的生活态度，他恐怕觉得很可惜吧——“生在这样和平的年代不被任何事干扰，想怎么学就能怎么学，为什么不在学习上多花些心思呢?”我想，他也许是希望我拿前几名的。还希望能由我代替他，昂首阔步地重走自己被时代耽误、无法迈步的人生。为此，他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可我却没能圆满地实现父亲的期望，因为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全身心地投人到学习中去。学校教的课大多都很无聊，教育体系过于死板、压抑。于是，父亲长时间怀着不满的情绪，我则长时间感受着痛楚（痛楚中包含无意识的愤怒）。三十岁时，我作为小说家出道，父亲似乎很是为我开心，但那时我们的父子关系已经很冷淡了。
直到现在，甚至是直到此时此刻，我的潜意识依然认为—或者说依然带着这种情绪的残影—自己一直以来都让父亲失望，辜负了他的期待。尽管跨过某个年龄段以后，已经看开了许多：“没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可对于十几岁的我来说，那样的环境总是萦绕着某种含混的悔恨，怎么也无法用舒适来形容。直到现在，我偶尔还会梦到在学校考试，考卷上的试题一道也不会。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而我完全招架不住。如果这次考试落榜，就大事不妙了……大概就是这样的梦。并且醒来时总是出了一身汗，让人难受。
不过那时候的我到底还是认为，比起定在桌前解老师布置的难题、在考试中取得稍好些的成绩，还是多读喜欢的书、多听喜欢的音乐、去户外运动、和朋友打麻将，或者和女朋友约会更有意义。当然，如今再回头想想，自然能笃定地判断，自己当时的想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