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一九三六年从旧制东山中学毕业，十八岁起就读于西山专门学校。不知道他本人当时想如何发展，但身为住持的儿子，他似乎没有其他的选择。而在从那所学校毕业前的四年里，他有缓期应征入伍的权利，却忘了去办理正式的公务手续（他本人是这样说的）。于是，一九三八年八月，他二十岁的时候，学上了一半便被叫去服兵役。虽说不过是手续上的差错，可一旦流程走到了这一步，是不可能说一句“对不起，弄错了”就管用的。所谓的官僚和军队组织便是如此、公文就是一切。
父亲被分配到隶属于第十六师团（伏见）的步兵第二十联队（福知山）。福知山的联队总部如今是陆上自卫队第七普通科联队的驻扎地，大门柱子上仍然挂着“步兵第二十联队”的牌子。旧军11时代的建筑几乎都原样保留下来，现在成了“史料馆”。
第十六师团以步兵第九联队（京都）、步兵第二十联队（福知山）、步兵第三十三联队（三重县津）这三支队伍为根基组建。父亲的籍贯在京都市内，却没有被编入第九联队，而是被分到遥远的福知山联队。个中缘由无人知晓——
以前我一直是这样以为的，但调查后发现，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父亲当年并非隶属于步兵第二十联队，而是同为第十六师团的辎重兵第十六联队。这支联队也不在福知山驻军，而是归驻扎于京都市内伏见区深草的司令部管辖。而我以前为什么会认定父亲隶属的是福知山的步兵第二十联队呢?这一点后面会写。
总之，由于一直坚信父亲隶属第二十联队，我过了很久，才开始详细调查他的从军履历;或者说，是在下定决心上用了很久。父亲去世后，足有五年的时间，我想着一定要调查，却迟迟没有落到实处。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步兵第二十联队是攻陷南京时最先头的部队，并因此“扬名”。提起京都的部队，人们总有一种稳重的印象（他们也确实被笑称为“朝廷的部队”），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支部队的所作所为总是充溢着血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怀疑父亲是否曾作为这支队伍的一员，参加了南京战役，也因此总是很抵触去详查他的从军记录;父亲生前，我也不愿直接向他仔细打听战争时的故事。就这样，我什么也没有问，他什么也没有说，平成二十年（二○○八年）八月，父亲因多处扩散的癌症和重度糖尿病，在京都西阵的医院停止了呼吸，享年九十岁。与病魔多年的缠斗使他的身体极度衰弱，但他一直意识清醒、记忆清楚、口齿清晰，这是他走到生命尽头时仅剩的东西。
父亲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入伍。步兵第二十联队抢在最先头攻陷南京、“远扬威名”是在前一年，也就是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所以说，父亲以一年之差，堪堪避过了南京之战。听闻这一事实，我一下子松了口气，有种卸去一块心头大石的感觉。
南京之战后，第二十联队继续在中国各地展开白热化的战斗。第二年五月攻陷徐州，又在一场激战过后攻陷武汉，一路追着退军向西推进，马不停蹄地持续作战。
一九三八年十月三日，父亲以辎重兵第十六联队特务二等兵的身份乘运输船从宇品港出发，当月六日登陆上海。登陆后，似乎和步兵第二十联队一起行军。根据陆军战时名簿的记载，除了主要负责补给和警备任务外，他还参加了河口镇附近的追击战（十月二十五日），以及次年汉水的安陆作战（三月十七日）和随枣会战（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二十四日）。
追寻父亲的足迹，我发现那是一段相当让人吃惊的行军距离。一支连机械化都未完全实现，也难以指望燃料充足补给的战斗部队——马几乎是唯一的代步工具——要走这么远的一段路，一定是一趟异常艰难的苦行。据说在战场上，补给跟不上，粮食和弹药长期不足，士兵穿的也是破衣烂衫。由于环境不卫生，霍乱等一系列瘟疫蔓延，情况相当严峻。当时牙科医生人手不足，许多士兵还忍受着虫牙的折磨。以日不有限的国刀，压制辽阔的中国大陆根本就行不通。即使能以武力镇压一个又一个城市，客观来说，长期占领一整片地区也是不可能的。
阅读当时第二十联队的士兵们留下的手记，便能深刻地体会到他们的处境有多悲惨。有的人坦率地留下证言，称很遗憾，当时的士兵有屠杀行径。也有的人坚持号称压根儿不存在屠杀，不过是在编故事。不管怎么说，二十岁的父亲作为一名辎重兵，被送到了血流成河的中国大陆战线上。顺便说一下，辎重兵的队伍主要负责照顾军队的马匹，也参与补给任务。那时的日军长期缺乏汽车和燃料，马是他们重要的交通工具，恐怕比部队本身还重要。辎重兵基本不直接参与前线战斗，但并不意味着安全。因为轻装上阵（多数人只随身佩一柄刺刀），也常被对手从背后偷袭，损伤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