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擅自推测，当时虽然没人开口，但周遭大约早已有了笼统而一致的想法，或者说，一大家子人都抱着没来由的期待，认为父亲是最适合继承住持之位的人。每当想到祖父去世的那个夜晚，母亲哭求父亲时那决绝的语气，我都忍不住去这样猜测。祖父的长子——也就是我的伯父——村上四明原本似乎想成为一名兽医，后来虽然经历一波三折，战争结束后去了税务所供职，但他应该不至于因此就抱定早早去做和尚的打算。
依我这个做儿子的看来，父亲本性是个认真的人，责任心也很强。尽管他在家里有时会沉着一张脸，特别是喝酒后容易挑三拣四，但平时还是挺有幽默感的，也擅长在人前讲话。从各方面综合考虑，他大概是适合做和尚的。虽然没怎么继承祖父豪放磊落的一面（不如说反倒有些过于敏感），但他举止温文尔雅，让人觉得踏实，还秉持着与生俱来的纯洁信仰。大概他也清楚，自己的性格大体来说适合出家。
他自己原本希望留在研究生院做一名学者，但说不定也想过，如果这条路走不通就去当和尚。我猜想，如果他单身、对继任住持一事也许就不会那么抗拒。可当时他已经有了必须守护的东西——自己的小家。想到一家人商量此事的情景，父亲苦恼的神情似乎就在我眼前。
不过，最终还是长子——我的伯父村上四明从税务所辞职，举家搬进寺院，继任住持的名号，接管了安养寺。后来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兄弟纯一子承父业，成了现在安养寺的住持。父亲那辈六个兄弟，包括父亲在内都已去世。留到最后的叔父——那位从预科练回来的——也是几年前就走了。这位叔父爱对年轻人说教，在京都的大街上看见右翼的宣传车，他就会念叨：“你们这些家伙没见识过真正的战争，才敢这么胡说八道啊……”
按照纯一的话说，最后是伯父四明负起长子的责任，或者说遵从命运的安排，接受了继任安养寺住持的使命。应该说，是不得不接受这一使命。当时来自施主的压力远比现在要大，那世道大抵也不允许他们恣意妄为。
父亲小时候，好像曾被家里送到奈良的某座寺里当小和尚。那恐怕还有送给人家当养子的意思。但父亲从未和我讲过那些。他本就不愿多谈自己的成长经历，尤其是不愿对我讲起。也或许那些事情他不想对任何人说。我有这种感觉。告诉我这件事的，是堂兄弟纯一。
像我的祖父弁识经历过的那样，那时有不少孩子多的人家为了少一张吃饭的嘴，就把长子之外的孩子送给别人家做养子，或者送到什么地方的寺院去当小和尚。可父亲给送到奈良的某座寺院后没多久，就回了京都。家里对外人的说法是小孩因为天冷冻坏了身子，而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似乎是父亲难以适应新的环境。被送回老家后，父亲没再被送去其他地方，一直留在安养寺，作为祖父母的孩子平凡地长大。但我能感觉到，那段经历恐怕在父亲年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疤。我没有能说清个中原委的证据，只是父亲身上确实散发着那样的气息。
我忽然想起了扔猫那天父亲的模样：看到那只本应被丢在海边的猫抢在我们前面回了家，他神情中的惊讶不久就转为叹服，接着好像还松了口气。
而我没有经历过这些。我生在一个极为普通的家庭，作为独生子，父母相对精心地呵护我长大。被父母“抛弃”这种短暂的经历会给孩子的心灵蒙上怎样的阴影，我无法设身处地去感受，只能凭空想象“大抵是这样的吧”。不过这类记忆恐怕会成为看不见的伤痕，纵然深浅和形状会逐渐变化，也还是会纠缠人一辈子。
读法国电影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10的传记，我了解到，特吕弗也在幼年被迫离开父母（他的父母几乎视其为包袱，将他遗弃），被别人收养。而他终此一生都不断通过作品探究“被遗弃”这一主题。大概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难忘的沉重回忆，我们无法用言语向人完整地诉说它的真实样貌，只是就这样无法言尽，就这样活下去，渐渐走向死亡。
京都净土宗的寺院分为知恩院和西山两派，蹴上的安养寺属于西山派。也许将净土宗西山派和净土宗知恩院派看作两个不同的、教义各自独立的宗教团体更为准确（尽管连专家都很难解释清楚这两派教义的区别）。西山专门学校是长冈京市光明寺的附属院校，现在改名为京都西山短期大学，设有几种不同的学科，但以前是学习佛教的专门教育机构。想做寺院的住持，必须在这里接受专业教育，并且在学校旁边的光明寺修行三周（包括在寒冷的季节里，每天三次兜头淋一盆冷水），取得僧人应有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