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村上春树是在他五十三岁时创作这部以十五岁少年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的。那么村上自己十五岁时是怎样的呢？村上没有回避这一点，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这样回答：
我十五岁时相当奇特来着。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极为普通的少年，爬山、下海游泳、和同学玩得很欢，但同时又是个异常喜好读书的少年。也是因为独生子的关系，一旦钻进房间就闭门不出。什么孤独呀沉默呀，根本不觉得难受。用零花钱买了好几本大月书店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头扎进去看个没完。《资本论》什么的当然难得不得了，不过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读起来，很大程度上也是可以懂的。行文也简洁明快，有一种相当吸引人的地方。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也差不多通读了——这样子，恐怕就不是个普通孩子。
反正经常看书。音乐也常听，被现代爵士乐迷住也是那个时候。倒是没有离家出走（笑）。我这个人身上，强烈的向内部分和物理性外向部分好像同时存在。这点现在也一样，人这东西是很难改变的。
当被问及自己十五岁的记忆是否在写小说过程中苏醒过来时，他否定说不曾有那种情况出现，随后进一步解释道：
十五岁的少年主人公和实际十五岁时的我自己全然不同。也许有多少相似的地方，但基本是另一个人。不过我可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成为十五岁少年，可以钻进他那一存在，可以作为全新的选项把我的存在和他的存在重合在一起。那对我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希望对读者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能够由十分重要的事情把我和少年和读者连在一起，我想那真是再好不过。小说说到底大概就是这么一种东西。
（《少年卡夫卡》，村上春树编，新潮社2003年6月版）
村上这番话饶有兴味。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十五岁少年自动自觉地读了马恩全集，差不多读懂了《资本论》，而我们中国这边能有多少、甚至有没有这样的十五岁少年恐怕还是个疑问。由此不难明白村上作品中的主人公为什么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始终保持清醒的审视和批判态度，具有相当敏锐的洞察力。换言之，在村上的教养、知识体系和思想质地中不乏马恩经典著作元素。就这点而言，与其说他是“小资”，莫如说是“普罗”也许更为合适。
此外，这部长篇要求我们阅读时放弃对外部客观依据的追索，而要彻底沉入自己的内心以至潜意识王国，甚至需要懂一点所谓心灵魔术，才能跟随作者在这座卡夫卡式迷宫里完成想像力的各种大跨度跳跃。显而易见，这部长篇、尤其以中田老人为主线的偶数各章，种种谜团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人物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自由穿梭，现世与“异界”的屏障荡然无存，场景光怪陆离，变幻莫测。因此，以我们原本偏重于现实主义的阅读常识看来完全匪夷所思。这就更有必要记住前面引用过的村上那句话：“‘物语’就是要在超越解释的层面表达以普通‘文脉’所不能解释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离奇古怪之事的发生都是自然的、正常的，在村上笔下那也是“现实主义”的。一句话，在“物语”中一切都成为可能，而那毋宁是“物语的意志”所使然。这就是村上的观点。
无须说，正如文学评论界对于村上作品的评价一向毁誉参半，对于《卡》也是如此。这里只介绍两种批评。一种来自东京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小森阳一。他认为田村卡夫卡君未能亲自动手结果父亲隐喻日本战后未能彻底清算天皇战争责任和结束天皇制度，并对此感到不快。他这样慷慨陈词：
在情节设计上，卡夫卡少年象征性杀父的背后有昭和天皇幽灵般的阴影。
这一设计，应该视为战败后“象征”式呈现的日本社会状态。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已是大人的一代人未能以自己的力量裁判作为“压倒性暴力”之战争的责任人昭和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相反，昭和天皇裕仁因企图利用天皇的权威对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战后日本实行占领政策的麦克阿瑟的庇护而得以免受东京审判，进而实现“国体护持”，作为“象征天皇制”而成功地存活下来。也就是说，在战败之际已是大人的一代人未能作为全体国民象征性杀父。战前的“绝对主义天皇制”诚然通过美国=GHQ=（盟军司令部）=麦克阿瑟这一异类父性权力而“代理代行式”解体了，但昭和天皇裕仁本人得以继续活命——不过是极其半途而废式的杀父罢了。不，那甚至不是什么杀父，而只是GHQ和天皇制之间的一种合谋性同舟共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