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如果没有大岛的言说和启发，没有书中和生活中的“异界”游历，十五岁的田村卡夫卡君就不可能从那个可怕的命运中挣脱出来并且获得救赎。耐人寻味的是，森林尽头小镇那个最后的、至关重要的“异界”是在两个二战日军士兵亡灵的带领下进入其“入口”的。准确说来，这是两个厌战的逃兵，是为逃避战争而躲进森林的。
“要是还在当兵，作为士兵迟早要被派去外地，”壮个儿说，“并且杀人或被人杀。而我们不想去那样的地方。我原本是农民，他刚从大学毕业，两个人都不想杀什么人，更不愿意给人杀。理所当然。”
“你怎么样？你想杀人或被人杀？”高个儿士兵问我。
我摇头。我不想杀人，也不想被人杀。
“谁都不例外。”高个儿说，“噢，应该说几乎谁都不例外。问题是就算提出不想去打仗，国家也不可能和颜悦色地说‘是么，你不想去打仗，明白了，那么不去也可以’。逃跑都不可能。在这日本压根儿无处可逃，去哪里都会立即被发现，毕竟是个狭窄的岛国。所以我们在这里留下来，这里是惟一可以藏身的场所。”
……
“我也不怎么知道。”高个儿说，“对方是中国兵也好俄国兵也好美国兵也好，肯定都不想被搅断肠子死去。总而言之我们就住在那样的世界。所以我们逃了出来。但你别误会了，其实我们决不贪生怕死，作为士兵莫如说是出色的，只不过对那种含有暴力性意志的东西忍受不了。……”
从以上行文中，不难看出作者对二战日本逃兵以至那段“含有暴力性意志”的“杀人”的日本现代史的态度：对逃兵予以肯定，并借逃兵之口对那段历史予以否定和批判。他还让对那场战争持批判立场的逃兵充当十五岁少年的领路人，从中应该可以读取这样的潜台词：当今日本青少年若要完成精神成长和获取救赎，反省和批判那场战争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入口”，其领路人便是那样的“逃兵”。同时也暗示出当下的日本政治生态：反省和批判那场战争的人还很难离开“森林”走去外面的主流世界。因为外面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仍是高个儿所说的充满暴力性的世界。“刺中对方后马上用力搅，把肠子搅断，否则你会落得同样下场——这就是外面的世界。”换言之，在村上眼里，日本这个国家仍未彻底铲除暴力性土壤。
佐伯的最后出现也意味由这两个二战逃兵领入的“异界”的何等重要。在某种意义上，佐伯最后也只能出现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异界”劝少年返回原来的生活——离开作为封闭系统的“森林”而返回作为开放系统的社会。无疑，佐伯本身也是个巨大的隐喻。作为母亲，她可以隐喻孕育和培养主人公的故土、故国以至整个历史和文化。尽管她抛弃和伤害了主人公，但主人公最后仍原谅了她，并且听从她的劝告重返社会。显然，没有她那句劝告，主人公很有可能像《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在最后关头放弃同“影子”一起逃出“世界尽头”机会的“我”那样留在森林尽头。那也就意味他放弃成长，放弃责任，放弃救赎。这当然反映出村上态度的转变：从拒绝社会到融入社会，从放弃责任到回归责任。小说在最后一章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
“往下什么打算？”大岛问。
“想回东京。”我说。
“回东京怎么办？”
“先去警察署把以前的情况说清楚，否则以后将永远到处躲避警察。下一步我想很可能返校上学。……”
“有道理。”大岛眯细眼睛看我，“这样确实再好不过，或许。”
“渐渐觉得这样也未尝不可了。”
小说收尾时，作者通过田村卡夫卡的另一个自己即叫乌鸦的少年又一次认定“你做了最为正确的事情”。小说最后一句是：“一觉醒来时，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而《挪威的森林》的最后一句是“我不知这里是哪里……我在哪里也不是的场所的正中央不断地呼唤着绿子”，《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结尾为“我看见一只白色的鸟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朝南面飞去……剩下的惟有我踏雪的吱吱声”。相比之下，《卡》发出的信息最为确定、积极和有社会连带感。亦如村上在中文版中所说的，“返回之际他已不再是他，他已进入下一阶段”。至此，背负“杀父奸母”这个可怕命运或诅咒的十五岁少年完全获得了救赎，走向新生，而没有像俄狄浦斯那样毁灭。作者设想中的“最根本性的主题”便是这样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