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脏人韩没有办法，他的同类对他是有办法的。以后谁再要求出国，就让他出国嘛。我们把他训练不过来，让他的同类训练他嘛。如果我们这样训练脏人韩，一场训练下来，他不知又要怎样编排我们呢？现在好了，我看他也只顾抱头鼠窜了！”
刘全玉和郭老三见自己的举动无意中受到了领导的表扬——这又是无意之中的事，心头和手下就更来劲了，鞋底子下去得又快又狠，边撵边打嘴里还边说：
“领导不敢教训你，我们也不敢教训你吗？你不是当过领导吗？现在就让你看看把我们惹急了群众造反的滋味！官逼民反，欺人太甚，把我们的物质利益剥夺了，我们能够忍耐，把我们的精神生活剥夺了，我们还能忍耐，把我们的自由剥夺了，我们也能忍耐，但你就是不能剥夺我们的想象能力。如果你把我们的想象能力也剥夺了，我们还怎么像阿Ｑ一样活着呢？我们日常的生活靠什么支撑着？我们掏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猪狗食，我们在掏力和吃食的时候，我们在大田里踹牛粪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靠什么支撑着我们难熬的时间呢？也就是靠我们脑子的想象了。这个想象的标志是什么呢？也就是‘吭哟吭哟’和‘嘿哼嘿哼’的诗歌创作了。你以为我们的创作像你一样纯粹是为了个人和自娱吗？错了，我们一旦进入创作状态，就不是个人的事而代表整个故乡人民呢。人民性体现在哪里？它不是一句空话，就扎扎实实地体现在像《最后的离别》这样伟大的篇章中。你现在下兜掏我们的桂冠，你这单单是掏我们个人的东西吗？如果单单是掏我们个人的东西，这样一个沽名钓誉的东西，我们早就扔给你了，我们早就弃之如敝屣了，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这顶帽子从戴到我们头上那一刻起，我们就不再是个人身份而是人民的代言人了。这时你如果再掏我们的帽子，就不单单是掏我们一个帽子的问题了，而是在掏我们故乡人民的心呀。我们是在捍卫自己的帽子吗？不，我们是在捍卫一个民族的自尊心和想象力呢。我们是在捍卫真理和正义呢。想到个人利益我们身上没有动力，但一想到故乡千千万万的人民——人民是如何把我们哺育和培养大的，人民是如何把我们送上诗歌创作的道路的，现在该我们捍卫人民了——我们就浑身是劲，我们手中的鞋底子，能不下去得又快又狠吗？打死你个丫头养的，打死你这个不单是物质的上乞丐而且也是一个精神上的扒手。让你以后再骗人，让你以后再抢人的东西！……”
两个打一个，可怜一个脏人韩，现在只有招架之势，没有还手之力。何况他还输了理呢。人怕输理，狗怕夹尾；脏人韩就成了一条夹尾的狗和慌乱过街的老鼠了。这时不单刘全玉和郭老三追打，连在场的群众也被老刘和老郭的一番话给发动起来了——原来这追打中也代表着我们的利益呢，平常遇到和我们毫无关系的追打，我们还在那里起哄和打一个太平拳呢，现在一切和我们有关了，我们加入其中不就更加有理由了吗？脏人韩就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何况在那些和平的日子里，也有好多人对脏人韩的创作看不惯呢。你也有今天，你也有栽到人民手里的时候。如果不是猪蛋和冯·大美眼怕因小失大引起别的风波及时上前劝阻，我们的脏人韩，恐怕早就被大家的鞋底子打成一块肉饼了。当脏人韩满脸是血浑身挂彩躲到打麦场一角向隅而泣，边泣边在那里呜咽着说：“这就是时代吗？我就这样生不逢时吗？”时，猪蛋倒笑着对冯·大美眼说：
“这个老脏，教训他一顿也好。如果不及时教训他，任其发展，任其不知天高地厚地将他的顺口溜编下去，很难保证他将来的创作中仅仅是编排县委，而不涉及到我们村干部。让他知道一下马王爷三只眼，自由和创作自由也不是绝对的，他以后就会老实多了。比这更妙的是，这次我们领导既没有出面，又让群众把他给教育了，最后倒是我们把他给解救了，让他什么都说不出来，打碎的牙只好往肚里咽，这也体现了我们当领导的政策和策略水平哩！”
说完这个，两个人看着远远哭泣的脏人韩，倒矜持而不自满。倒是这时的刘全玉和郭老三，在那里有些得意过份了。刘全玉说：
“我在欧洲，就是这样对待侵犯我人权和著作权的人的！”
他现在这么一说，倒是把他刚才打人鞋底子的意义给降低了。郭老三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