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思忖该如何开口安慰时，波多野芳惠缓缓翻阅我递给她的记事本。我忘了从钉着钉书针的第二页开始，之后都是不能给外部人士看的资料，一时大意的我实在不好意思出声吓阻。就在我伸出右手，礼貌地请她还给我时，她已经开始翻看六个人的报名表。
“那个……”
“不好意思，这是公司内部机密文件，请还给我……”
“我的意思是……”
波多野芳惠再次看向那张表格，说：
“不觉得不可能吗？”
“不可能？”
“不可能一天之内拍三张照片吧。应该说也不是绝对不可能，但这样的距离就这么一点时间的话，不太可能办得到。”
我接过记事本和报名表，又看了一遍。
“应该可以吧。一桥大学在国立，庆应大学在三田，矢代在锦系町，三个地点连起来刚好是个小三角形。”
“这个叫九贺的就读综合政策学系。”
“那又如何？”
“校区在神奈川县啊。”
我诧异地一时说不出话来。
“庆应的湘南藤泽校区，我高中时的好友就是读那里，绝对错不了。”
有种难解的拼图终于对上第一片的心情。
我没去过庆应的三田校区，倒是搭计程车经过几次，每次都会怔怔眺望庆应的校舍，便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我拿起放在饭厅桌上的平板，用地图应用程序查了一下，发现下午两点从一桥的国立校区出发前往庆应的神奈川校区，无论是搭电车还是公车都得花上二小时，但这还不是主要问题点。犯人下午两点在国立，四点赶到神奈川校区偷拍九贺的话，时间虽然吃紧，但还算可行；问题是绝对不可能只花一小时就从神奈川赶到锦系町。用程序试算，搭公车与电车起码也得花上一小时又四十分钟。就算开车行驶高速公路，也要一个半钟头，所以根本不可能办得到。
要是按照他们提出的行程，一次根本拍不了三张照片。
显然有人说谎。
这就怪了。我已经多次检视拍照时间点是否有误，莫非我的前提根本是错的？之所以没有深入细想，是因为无法理解堂堂谎称行程的意义与好处。宣告假行程因而得利的并非宣告者，而是拥有不在场证明的犯人，因为宣告者被偷拍的照片就是最佳的不在场证明。
之所以撒谎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包庇犯人。
“……难不成有共犯？”
波多野芳惠的这句话让我起鸡皮疙瘩。
也就是说，九贺苍太、矢代翼、森久保公彦，三个人可能私下共谋啰？他们事先掌握到波多野祥吾二十日那天没有任何行程，然后套好将他塑造成犯人的证词。这个光想像就令人作呕的假设不会是真的，不是我一厢情愿，而是就逻辑上来说不可能。
假设他们事先共谋说谎，应该能更巧妙地掌握会议流程。既然目的是拿到内定资格……当然，至于推举谁就不清楚了。那就应该采取更直接的手段，何必这么麻烦，直接投票给同一个人就行了。毕竟六分之三，一半选票都在他们手上，完全可以采取更和平、更有效率的方式进行。还是，犯人确实只有一个？
那么，他们三个人为何要谎称行程？
我忽然想起矢代翼说过的话。
“……被威胁了吗？”
“威胁？”
“被犯人威胁。”
我拔掉连着电视的传输线，将笔电挪至手边，点开录音档资料夹，找到名为“yashiro_20190524”的档案。五人的访谈都在当事人同意下，用手机进行录音。我一边回想，一边仔细搜寻那个关键点，与录音档搏斗了约三分钟后，终于找到我想听到的那句证词。
——我在会议上被“犯人”威胁，坦然撒谎。嗯？是啊，我记得是这样，难道是我记错了？我记得被要胁说要是不想让照片传到其他公司，就要照着说，可要好好想想，别错过这机会哦。这是怎么回事？难不成是我的幻觉？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毕竟连你们的名字都忘了。哈哈。
照理说，没人会帮助犯人，大家一起合作找出犯人才是最有效率、最符合逻辑的方式。不过，要是被犯人握住把柄的话，可就另当别论。弱点就是信封里的内容，犯人只须威胁要将这东西送到其他面试公司即可，等同掌握他们的命运。
明白缘由之后，接着浮现的疑问是犯人如何威胁呢？当然不可能当面指示，也不可能在会议中传讯息指使，毕竟确认不在场证明之前，没人碰手机。有什么方法能在不暴露自己是犯人的前提下，威胁当事人谎称行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