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想都觉得照片应该是犯人自己拍的。森久保有不在场证明，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是犯人。
那么，谁是犯人？
好不容易熬过一边痛苦挣扎，一边努力想浮上水面的两个钟头，来到这里又被拖回沼底。会议室的空气混浊，所有人像要争夺仅剩的氧气般，呼吸变得急促。
有必要确定森久保的不在场证明。他翻开记事本，上头确实写着面试行程，我们决定打电话到这间公司的人事部求证。袴田认为森久保也许找了好友假装是人事部职员接电话，便用自己的手机调查那间公司的电话号码。可能是害怕引起更多猜疑吧，森久保还特意把手机设定成扩音，并说明自己为了找正当理由向所属研究小组请假，所以必须清楚表明面试时间，证明他那天下午三点到四点确实在那间公司，毫无任何怀疑余地。
好想知道谁是真正的犯人，好想揭穿隐身我们六个人当中，那个卑鄙之人的庐山真面目，既然有机会揭露就该查明一切。无奈这颗正义之心要是与Spiralinks内定宝座一同放在天秤上相比的话，显然过轻。毕竟要是顺利进行下去，我就能取得内定资格，所以怎么样都无法打从心底认为追究真相更重要。
管他真正的犯人是谁都无所谓啦！赶快回归正题吧。
然而这种话怎么样都说不出口，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最像真正的犯人会说的台词。怎么听都像是嫁祸给森久保一事失败，真正的犯人吐出的软弱说词，所以绝对不能脱口而出。
还有，我知道自己不是犯人，当然觉得取得内定资格是十拿九稳，但其他人可不这么想，只要我是犯人的可能性还在，他们死都不会成全我；既然如此，我也得有所觉悟。
会议还剩下二十几分钟就结束了。看来我们只能准备一条揪出犯人的路。
“换个角度想，四月二十日星期三下午四点左右，没有预定行程的人不就很可疑吗？”
袴田这番话让大家纷纷拿出记事本，确认四月二十日那那天的行程；但除了在上课的九贺、去公司面试的森久保以外，其他人下午四点左右都没有行程，所以无法以不在场证明锁定犯人的。
会议室开始缓缓充斥着焦虑气息。
“犯人——”如果可以，她应该不想说出这字眼吧，只见嶌露出交杂着恐惧与懊恼的表情，很痛苦似地继续说，“犯人一定也为自己准备了告发用的信封吧。”
这是好几次掠过我脑中的疑问。六个人各拿到一封信，当然是六封。因为每封信都是在告发六人当中的某个人，所以犯人应该也会准备告发自己的信封。
那么，犯人会为自己准备什么样的告发内容呢？
“……有没有可能只有其中一封是‘空’的？”
对于袴田的推测，九贺回应：
“不可能吧。当所有信封打开时，如果只有自己没被告发，不就等于宣布自己是犯人，所以犯人应该也会准备自己的。”
“到底是什么内容啊？”
九贺沉默了约莫五秒，说：“……马上想到的可能性有两个。”
九贺暗示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杀伤力比较大的告发，也就是依逻辑来想，马上就能看穿是谎言的告发内容。
“举袴田为例，对他有点不好意思就是了。好比刚才袴田始终无法明确反驳告发内容，只是一再坚称是谣言，却提不出任何有力证明。相反地，要是告发内容是可以顺利解套，事先准备好证据、证人的话，就能让塞进信封里的弱点不至于让自己的评价急速下坠，顺利闯过这关；也就是说，犯人准备的是‘可以证明是谎言的告发内容’。”
另一种是杀伤力相对较小的罪行。
。
“当所有信封打开时，我们就会对于各自的爆料照片展开议论。可是只有一个人……怎么说呢？好比‘曾经带走很多饭店提供的备品’，虽然是恶评，但不会让人严重质疑人格有问题，也就是‘相较于其他人，杀伤力较小的告发内容’。”
我再次试着思索已经公开的三个告发。也就是说，已经被告发的人，不见得就不是犯人，我们只是不知不觉地认定他们是受害者。目前除了森久保之外，其他人都有可能是犯人。我们为了分享资料，所以知道彼此的住址，因此任谁都有可能把信投进森久保家的信箱。
关于九贺推论的第一个假设，也就是“可以证明是谎言的告发内容”，不适用于已经被告发的三人。虽然袴田坚称是子虚乌有的谣言，却缺乏证据佐证；九贺虽然没有正面承认，却也没否认，矢代倒是大方承认告发内容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