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喝点果汁或水什么的？”我问。
“黄瓜。”他说。
我由衷地一笑：“好好，卷紫菜么？”
他略一点头。我又把床头升高，用水果刀把黄瓜切成容易吞食的形状，卷上紫菜，蘸点酱油，用牙签扎起，递到他嘴里。他几乎没改变表情地反复咀嚼不止，吞了下去。
“怎么样，好吃吧？”我问。
“好吃。”他说。
“吃东西香是好事，是有生命力的证据。”
终于，他吃了一整根黄瓜。吃完后想喝水，我又拿起小水壶让他喝了一点。喝罢水说要小便，我从床下拿出尿壶，把口对准他的阳物。我去厕所倒出小便，用水把壶冲洗干净，然后折回病房喝没喝完的茶。
“心里舒服些吧？”我试着问。
“稍微。”他说，“头。”
“头有点痛？”
他露出一丝苦相，似乎说是的。
“刚做完手术，不可能不痛。我没做过什么手术，不晓得是什么滋味。”
“票。”他开口道。
“票？什么票？”
“绿子。”他说，“票。”
我弄不清是什么意思，无言以对。他沉默片刻，然后又说了句“拜托了”——确实像是“拜托了”。他毅然睁开眼睛，定定地注视我的脸，看样子想对我诉说什么，但内容我无从猜测。
“上野，”他说，“绿子。”
“上野站么？”
他微微点头。
“票，绿子，拜托了，上野站。”我试着归纳，但根本不知所云。我猜想他可能神志有些模糊，但其眼神却要比刚才坚毅镇定得多。他抬起那只没打点滴的胳膊，朝我伸来。这举动对他显得相当吃力，手在空中哆嗦不止。我于是站起身，握住他那皱皱巴巴的手掌。他有气无力地回握了一下，重复道：“拜托了。”
我说票也好绿子也好我都一定尽心尽力，只管放心好了。他这才放下手，如释重负地合上双眼，发出睡觉的声息。我确认他还活着，便出去烧水，接着啜茶。我发觉自己对这位危在旦夕的瘦小男子开始怀有类似好感的感情。此后不大一会，邻床的那位太太回来，问我要不要紧，我答说不要紧的。她丈夫也均匀地喘息着，似乎睡得很香甜。
时过三点，绿子返回。
“在公园放松了好一大阵子。”她说，“照你说的，独自一人，什么也不说，让脑袋处于真空状态。”
“如何？”
“谢谢。觉得痛快多了。虽说还有点乏力，但身上比刚才轻松好多。我，好像比我自己想的还要疲劳。”
绿子父亲睡得很熟，又没别的事可干，我们便从自动售货机里买来咖啡，拿去电视室喝着。我向绿子一五一十汇报了她不在时发生的事：睡得很实，欠身吃了一半午间剩的食物，看见我吃黄瓜他也说想吃，就吃了一根，小便，睡了。
“渡边君，你这人真有两下子！”绿子感激地说，“为了叫他吃东西，大家费了不知多少劲，你却连黄瓜都让他吃了，真是难以相信，嗬！”
“为什么我不知道，大概是看我吃黄瓜吃得很香的缘故吧。”
“或者你有一种让人心里坦然的能力也未可知。”
“不见得。”我笑道，“说相反话的人倒多的是。”
“觉得我父亲怎么样？”
“喜欢。虽然没怎么交谈，但总觉得他人很不错。”
“老实？”
“非常。”
“一星期前可凶着哩。”绿子摇头说，“脑袋有点不正常，大发脾气。往我身上扔茶杯，骂我混账东西，死了算了。这种病往往这样的。也不知是为什么，反正有时候专门跟人过不去，我母亲那时候也这样。你猜母亲对我说什么来着？说我不是她生的，看我最最不顺眼。听得我眼前顿时漆黑一团。这就是这种病的特点。什么东西在压迫大脑的某一部位，让人心烦意乱，有的也说没的也说。这个我也明白的，虽说明白，也还是伤感情，人家这么拼死拼活地照料，却还要听这些话，心里憋屈透了。”
“能理解。”我说。随即我想起绿子父亲说的叫我摸不着头脑的话来。
“票？上野站？”绿子说，“怎么回事呢？不好明白。”
“还说‘拜托了’、‘绿子’。”
“怕是拜托我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