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学者李欧梵教授曾将《挪》列为二十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十部文学译著之一。其根本原因，我想不妨引用文学评论家白烨先生十多年前的话加以概括：《挪》“以纪实的手法和诗意的语言”，注重表现“少男少女在复杂的现代生活中对于纯真爱情和个性的双重追求……超出了一般爱情描写的俗套，而具有更为深刻的人生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未尝不可断言，《挪》将作为青春旅程中的一段凄婉而迷人的风景线，陪伴一代又一代人走向成长，走向远方。
最后请允许我这个老翻译匠啰嗦几句翻译本身。《挪》是我一九八九年初翻译的，同年七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此后一再修订，不包括这次即有六次，时间分别是一九九六年四月、一九九八年二月、一九九九年七月、二〇〇〇年三月、同年九月、二〇〇一年三月。或通读译作斟酌中文表达，或据读者来信做个别订正，但哪一次修订也没有这次费时费力，这次是对照日文全面校阅的。
校阅当中，一方面为自己的漏译误译感到羞愧和惊诧，一方面又每每思忖：就技术精确性来说，我可能比过去多少有所提高，但问题是，技术精确性对于艺术未必总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挪》幸亏是我二十几年前翻译的。那时自己也还算年轻，译笔似乎更有生机和灵性。换言之，倘今天翻译，译文或许较为圆熟老到，但往日那一往情深的执著、那冲击语法藩篱的锐气、那惟有年轻才有的骄傲与洒脱恐怕很难出现了。因此，在“形似”与“神似”之间，此次校阅不强求“形似”——一般不做规范性修剪，不强制其就范。何况，之于拙译四十一部村上作品，《挪》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孩子”。纵使后面的再优秀，第一个也总是最让人偏爱的。或者莫如借用村上春树的话说，《挪》倾注了我过多的“充满个人偏见的爱”。村上在题为《翻译与被翻译》那篇文章中具体这样说道：“我本身搞翻译（英文→日文）搞了相当长时间，相应晓得翻译这东西是何等艰苦而又何等愉快的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知晓一个个翻译家使得文本固有的滋味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我想，出色的翻译首先需要的是语言能力，但同时需要的还有——尤其文学作品——充满个人偏见的爱。说得极端些，只要有了这点，其他概不需要。说起我对自己作品的翻译的首要希求，恰恰就是这点。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上，只有充满偏见的爱才是我充满偏见地爱着的一个对象。”（载《远近》2006年8、9月合刊号）
概而言之，文学翻译需要两点，一是来自个人偏见的爱，一是基于语言能力的精确。而出色的翻译，无疑是爱与精确的完美结合。其结合的结果或二者相加之和，是我奉为圭臬的“审美忠实”带来的审美感动。任何规范、制度甚至思想都可能过时，可能灰飞烟灭，惟美永存。
写到这里，不知何故，脑海里倏然闪出一座瓜园小屋。四十多年的事了。那时我正在乡下耕作。从我家所在的小山村去生产队（屯）队部的河边小路经过一片瓜园，满地香瓜，从很远就能闻到香瓜才有的瓜香。那是八月的乡村最好闻的香味儿。不过更让我动心的倒不是瓜香和吃香瓜，而是瓜田那座小屋。也是因为锄地割地等活计累人和我比较懒的关系，我极想当瓜田小屋的主人，为生产队看瓜。有人买瓜我就提篮下田摘瓜，摸摸这个瓜的下巴弹弹那个瓜的脑门，然后在四周懒洋洋的知了声中摘一篮瓜回来。多美啊，多幸福啊！可以说，我绝对是那个看瓜人的“粉丝”，并时刻准备取而代之……
十七八年后梦想成真，我果然成了那座小屋的看瓜人。瓜园就是“挪威的森林”——森林瓜园，奇香异果，美不胜收，而又扑朔迷离，这当然让我感到快乐。快乐之余，困惑亦多：瓜园是外国的，瓜是外国的，有时不能准确判断瓜已熟透还是半生不熟。有的瓜还相当“狡猾”，躲藏在叶伞之下或蒿草之间，一时难以找见。因此，我摘进篮里的瓜未必个个熟得恰到好处，甚至缺斤短两。所幸总有热心人帮忙，把生瓜拣出去，把躲藏的瓜找来补足。不用说，他（她）们就是为拙译纠错补漏的读者朋友。举个有趣些的例子：
身为男性的您，身边大概没有女人点拨关于妇女用品的名称，只好由过分热心的读者不耻下教。《挪》P65的“卫生带”，除了极少数穷人已没人用了，那是用布做的可更换卫生纸的带子，现在城市已很罕见了，想来在日本更早绝迹。应译为“卫生巾”。多常用的词呀！此外，“药棉”和“止血塞”即“内置卫生棉条”，如“丹碧丝”、“OB”。您的译法让人觉得那东西是用来堵鼻子的，连女孩都看不懂，别说男的了。想通后大笑一气……说实话，您的译文很精彩，就差这一点儿“专业知识”。如果您对“摇滚文化”或女性问题还有疑问，请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