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
“爸爸他去年六月去了乌拉圭，一直没回来。”
“乌拉圭？”我一愣，“何苦去乌拉圭那样的地方？”
“想移居乌拉圭，他那人倒是傻气得可以。当兵时的一个熟人在乌拉圭办农场，心血来潮地说去那里很好混，就一个人搭飞机走了。我俩死说活说劝他别去，告诉他去那样的地方根本行不通，又不懂语言，再说连东京都没怎么离开过。但怎么说也不顶用。肯定是我妈死了以后，他悲伤得不知怎么才好，脑袋里那根弦也随着断了。他爱我妈就爱到这个地步，真的。”
我不便应和什么，张着嘴，望着绿子。
“妈妈死的时候，你猜爸爸对着我和姐姐说什么来着？这么说的：‘我十分懊悔，真不如叫你们两个替你妈死算了！’听得我俩目瞪口呆。还不是，再怎么样也不好那样说话呀。当然喽，那是出于丧失至亲至爱的伴侣后的难过、悲哀和痛苦，这我知道，也很同情，但也不至于说什么让亲生女儿去替死那样的话，你说是不？你不认为未免太过分了？”
“啊，倒也是的。”
“我们也很伤感情。”绿子摇摇头，“总而言之，我们这家人都有点神经兮兮的，多少有点出格离谱。”
“好像。”我也承认。
“不过，你不觉得人与人相爱是件好事？爱太太爱得甚至当着女儿的面说什么不如叫你们替死是件好事？”
“或许。”
“这还不算，还跑到乌拉圭去了，没事似的甩下我们不管了。”
我闷头擦拭盘子。全部擦完，绿子把我擦过的所有碟碗整整齐齐地放进餐具橱。
“父亲那边没音信？”我问。
“今年三月来过一张带画的明信片，可具体也没写什么，只是说那边很热，水果不像预想的那么好吃——就这么点儿。简直是开玩笑！那明信片上居然还画着一头蠢驴！真是够神经的，那个人！连见到哪个朋友或熟人也没提。最后写道等稍微安顿下来后，把我和姐姐叫去。那以后就再无音信了，我们去信也不理。”
“那么，假如你爸爸叫你去乌拉圭，你怎么办？”
“就去看看嘛，不是挺有趣的？姐姐说她坚决不去。我姐她最最讨厌不卫生的东西、不卫生的地方。”
“乌拉圭就那么不卫生？”
“不晓得。姐姐认定是那样，说路上一层驴粪，上面趴满苍蝇，冲厕所的水又不通，蜥蜴蝎子到处一动一动地乱爬。说不定她在哪里看了这类电影。姐姐对虫子算是深恶痛绝的。她最开心的就是坐着狂吼乱叫的车子在湘南一带来回兜风。”
“呃——”
“乌拉圭，蛮不错嘛，去也未尝不可。”
“那一来这店谁来管呢？”我问。
“姐姐在半死不活地管着。住在附近的伯父每天都来帮忙，还去送货。我有时间也帮把手，反正开书店也不是什么重活儿，怎么都干得了。要是怎么都干不下去的话，就干脆连店铺一卖了事。”
“你喜欢父亲？”
绿子摇摇头：“也不是很喜欢。”
“那为什么要跟到乌拉圭去呢？”
“信赖他。”
“信赖？”
“是啊。喜欢倒不怎么喜欢，但是我信赖，信赖爸爸。在失去太太的打击下，扔下家扔下孩子扔下工作，手一甩去了乌拉圭——我信赖这样的人。明白？”
我喟叹一声：“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
绿子好笑似的笑着，轻轻捶一下我的脊背，说：
“好了好了，怎么都无所谓。”
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兵荒马乱出了不少事，好个奇妙的日子。就在绿子家附近发生了一场火灾，我们爬上三楼的晾衣台看热闹，而且不知不觉地接了吻。这么说也许像是装傻卖乖，可过程确实如此。
我们一边说学校里的事一边喝饭后咖啡，这时传来消防车的警笛声，声音越来越大，数量也似乎越来越多。楼下有很多人奔跑，有几个人大声呼号。绿子跑到临街的房间，推窗往下看了看，然后说声“等一下”就不见影了，只传来“咚咚”上楼的声响。
我边喝咖啡边思索乌拉圭在什么地方。那里是巴西，那里是委内瑞拉，这边是哥伦比亚——如此想了半天，却怎么也弄不清乌拉圭的确切位置。这工夫，绿子下来，叫我赶紧一起过去，我便尾随其后，爬上走廊尽头一架又窄又陡的木楼梯，到得一处很宽敞的晾衣台。晾衣台比周围住宅的屋脊明显高出一截，临近一带尽收眼底。隔三四座房子的对面，浓烟滚滚，腾空而起，顺着微风朝大街那边荡去。空气中飘着焦煳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