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凭依栏杆，细看那萤火虫。我和萤火虫双方都长久地一动未动，只有夜风从我们身边掠过，榉树在黑暗中磨擦着无数叶片，簌簌作响。
我久久地、久久地等待着。
过了很久很久时间，萤火虫才起身飞去。它忽有所悟似的，蓦然张开双翅，旋即穿过栏杆，淡淡的萤光在黑暗中滑行开来。它绕着水塔飞快地曳着光环，似乎要挽回失去的时光。为了等待风力的缓和，它又稍停了一会儿，然后向东飞去。
萤火虫消失之后，那光的轨迹仍久久地印在我的脑际。那微弱浅淡的光点，仿佛迷失方向的魂灵，在漆黑厚重的夜幕中彷徨。
我几次朝夜幕伸出手去，指尖毫无所触，那小小的光点总是同指尖保持着一点点不可触及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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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均为美国现代作家。
(2) 高桥和巳（1931—1971），日本小说家，作有《悲器》等。
(3)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英国小说家。
第四章
暑假期间，校方请求机动队出动。机动队捣毁路障，逮捕了里边所有的学生。当时，这种事在哪一所大学都概莫能外，并非什么独家奇闻。大学根本没有肢解。投入大量资本的大学不可能因为学生闹事就毁于一旦，况且把校园用路障封锁起来的一伙人也并非真要肢解大学，他们只是想改变大学机构的主导权。对我来说，主导权改变与否完全无关痛痒，因此，学潮被镇压以后也毫无感慨。
我本来盼望校园九月份一举报废才好，不料到校一看，居然完好无损。图书馆的书没被掠夺，教授室未遭破坏，学生科的办公楼未被焚毁。我不禁为之愕然：那帮家伙到底干什么来着！
罢课被制止后，在机动队的占领下开始复课。结果首先出席的竟是曾经雄居罢课领导高位的几张嘴脸，他们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室，做笔记，叫到名字时也当即应声。咄咄怪事！因为罢课决议仍未失效，任何人也没有宣告罢课结束，不过是大学引进机动队捣毁了路障而已，在理论上罢课仍在继续。宣布罢课决议之时他们那般慷慨激昂，将反对派（或表示怀疑的）学生或骂得狗血淋头，或群起围攻不休。于是我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何以前来教室而不继续罢课，他们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他们害怕因缺课过多而拿不到学分。此等人物居然也高喊什么肢解大学，想来令人喷饭。如此卑劣小人，惟有见风使舵投敌变节之能事。
我说木月，这世道可真是江河日下！这帮家伙一个不少地拿得大学学分，跨出校门，将不遗余力地构筑一个同样卑劣的社会。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决定即使去上课，点名时也不回答。我也知道这样做并无任何意义可言，但如果不这样做，心情就糟糕得不可收拾。然而这样一来，我在班里愈发孤立了。当点名我也不应时，教室里便出现了尴尬的气氛。谁也不跟我说话，我也不向任何人开口。九月第二周，我终于得出大学教育毫无意义的结论。于是，我打定主意，把上大学作为集训：训练自己对无聊的忍耐力。因为现在纵令退学，到社会上也无所事事。每天我都去学校听课、做笔记，剩下的时间到图书馆看书或查资料。
九月进入第二周后，敢死队仍未回来。这与其说是奇闻逸事，毋宁说是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因为他就读的大学早已开学，而且敢死队也绝对不会旷课。他的书桌和收音机上已薄薄地积了一层灰尘，搁物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塑料杯和牙刷，以及茶筒、杀虫剂等等。
敢死队不在的时间里，便由我清扫房间。一来这一年半时间里保持房间整洁已成了我习性的一部分，二来他既不在，任务就只能由我承担。我每天扫一次地，三天擦一次窗，一周晾一次被，并且等待着敢死队回来夸我几句：“渡、渡边君，怎么搞的？干净得很嘛！”
但他没有回来。一天我从学校回来时，他的行李不翼而飞，房门上的姓名卡片也被揭去，只剩下我自己的。我去管理主任室，打听他到底怎么回事。
“退宿舍了。”主任说，“那房间暂时你一个人住。”
我问究竟是何原因，主任缄口不答。这家伙纯属俗物：对别人什么也不告诉，只顾自己横加管理并从中找出一大堆乐趣。
房间墙壁上，冰山摄影仍贴了一些时日，随后我把它揭掉，代之以西蒙·莫里逊和迈尔斯·戴维斯两位歌手的照片。这回房间多少有点像我的了。我用打工积下的钱，买了一台小型立体声唱机，晚间一个人边喝酒边听音乐。虽然有时还想起敢死队，但毕竟觉得一个人生活自得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