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好在是招待票。”敢死队说。
我恨不得一把抓起他的收音机甩出窗口。头又痛了起来，我重新上床，掀被便睡。
二月间下了几场雪。
二月末，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同住一个楼层的高年级生吵了一架，打了他一顿，把他的头往水泥墙上撞。幸亏没受大伤，永泽又妥善平息了事态，我只被管理主任叫去训了几句。但从此以后，便总觉得宿舍生活有些怏怏不快起来。
如此一来二去，学年结束，春天来临。我丢了几个学分，成绩很平常，大半是C或D，B少得可怜。直子却一个学分不少地升入二年级。季节转了一轮。
到四月中旬，直子满二十岁。我十一月出生，她大约长我七个月。对直子的二十岁，我竟有些不可思议。我也好，直子也好，总以为应该还是在十八岁与十九岁之间徘徊才是。十八之后是十九，十九之后再十八——如此固然理想，但她终究二十岁了。到秋天我也将二十岁。惟死者永远十七。
直子的生日是个雨天。上完课，我在附近买了盒蛋糕，乘上电车，去她的公寓。我向她提议，毕竟二十岁了，总该稍稍庆贺一下。我思忖，如果过生日的是我，也会有这种愿望的，一个人形影相吊送走二十岁生日肯定不是滋味。电车里人很挤，又摇晃得厉害，结果赶到直子房间时，蛋糕已经土崩瓦解，活脱脱成了古罗马的圆形剧场，但我们还是竖起准备好的二十支小小的蜡烛，划火柴点燃，拉合窗帘，熄掉电灯，总算有了生日气氛。直子打开葡萄酒。两人喝着葡萄酒，吃了点儿蛋糕，吃得很简单。
“我也二十岁了，有点儿像开玩笑似的。”直子说，“我，一点儿也没做二十岁的准备，挺纳闷儿的，就像谁从背后硬推给我的一样。”
“我还有七个月，可以慢慢准备好的。”我笑了笑。
“真好，才十九。”直子羡慕似的说。
吃饭时间里，我讲起敢死队买毛衣的事。以前他只有一件毛衣（蓝色的高中校服式毛衣），买了以后才两件。新买的是织有小鹿图案的红黑相间的毛衣。毛衣本身确很漂亮，但穿在他身上，大家都忍俊不禁。至于为什么，他本人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渡边君，什、什么地方好笑？”在食堂里，他挨我坐下问道，“我脸上有什么不成？”
“什么也没有，没什么好笑的。”我一本正经地说，“这毛衣不错嘛，喏。”
“谢谢。”敢死队乐不可支地笑道。
直子听得很开心：
“真想见见这个人，一次也好。”
“不行不行，你会笑出声的。”我说。
“真以为我会笑？”
“打赌好了！我每天和他在一起，都时不时忍不住笑。”
吃完饭，两人收拾好碗筷，坐在榻榻米上边听音乐边喝剩下的葡萄酒。我喝一杯的工夫里，她喝了两杯。
直子这天出奇地健谈。小时候的事，学校的事，家里的事。而且都讲得很长，详细得像一幅工笔画。我真佩服她有这么出色的记忆力。但听着听着，我开始察觉她说话的方式里含有某种东西。有什么不正常，有什么在发生着不自然的变形！尽管就每一句话来说都无懈可击，但连接方式异乎寻常。A话不知不觉地变成其中包含的B话，不一会又变成B中包含的C话，绵绵不断，无止无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附和几句，后来便作罢。我放上唱片，第一张听完便把唱针移到第二张。全部听完之后，又从头听起。唱片只有六张。第一张是《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最后是比尔·埃文斯的《献给黛比的华尔兹》。窗外雨下个不停，时间缓缓流逝，直子一个人絮絮不止。
直子说话的不自然之处，在于她有意避免接触几个地方。当然木月是其中一个，但我感到她回避的似乎不止于此。有好几点她都不愿意涉及，只是就无关紧要的细节不厌其烦地喋喋不休。由于直子是第一次说得如此专注入迷，我便听任她尽管往下说。
但时针指到十一点时，我到底有些沉不住气了。直子已经滔滔不绝说了四个多小时。一来担心回去的末班电车，二来还有宿舍关门时间。于是我找个机会打断直子的话。
“该回去了，电车也快到时间了。”我边看表边说。
但我的话似乎没传进直子的耳朵，或者即使传进了，其含义也未被理解。她只是一瞬间闭了闭嘴，旋即又继续说下去。无奈，我重新坐好，把第二瓶里剩下的葡萄酒喝光。事到如此，看来最好由她讲个痛快。我拿定主意，末班电车也好，关门时间也好，一切都只能听之任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