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决非社交型人物。在学校里，除我以外他同谁也合不来。我总不明白，此等头脑机敏、谈吐潇洒之人，为何不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施展才华，而只对仅仅三个人的小天地感到满足。对于他为何把我选为朋友，我也不明所以。我这人纯属凡夫俗子，并无引人注意之处，只喜欢独自看书独自听音乐，更不具有某种值得木月刮目相看并主动攀谈的出人头地的才能，可是我们一拍即合地要好起来。他父亲是牙科医生，以技术高明和收费昂贵知名。
“这个星期天来个四人约会如何？我那个她在女校，会领来可爱的女孩的。”相处后不久木月便这样提议。
“好啊！”我说。就这样我遇到了直子。
我和木月、直子三人不知如此欢聚了多少次。但当木月暂时离开，只剩下两个人时，我和直子还是谈不上三言两语。双方都不晓得从何谈起，实际上我同直子之间也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所以，我们只好一声不吭地喝水，或者摆弄桌面上的东西，等待木月转来。他一折回，谈话便随之开始。直子不怎么喜欢开口。我呢，更乐意听别人说。这样，和直子单独留下来，便每每觉得坐立不安。并非不对胃口，只是无话可谈。
木月的葬礼过后大约两周，我和直子见了次面。因有点小事，我们在一家咖啡店碰头。事完之后，便没什么可谈的了。我搜刮了几个话题跟她搭话，但总是半途而废。而且她话里似乎带有棱角。看上去直子好像对我有点儿生气，原因我揣摸不出。从那次同直子分手，到这次在中央线电车里不期而遇，其间一年没有见面。
直子生我的气，想必是因为同木月见最后一次面说最后一次话的，是我而不是她。我知道这样说有些不好，但她的心情似可理解。如果可能，我真想由我去承受那次遭遇。但毕竟事情已经过去，再怎么想也于事无补。
那是五月一个令人愉快的下午。吃完午饭，木月问我能不能不上课，和他一起去打桌球。我对下午的课也不是很有兴趣，我们便出了校门，晃晃悠悠走下坡路，往港口那边逛去。走进桌球室，玩了四局。第一局我轻而易举地赢了，他顿时认真起来，一举赢了其余三局。我按事先讲好的付了费用。玩球的时间里，他一句玩笑也没说，这是十分少有的。玩完后，我们吸了支烟，休息一会。
“今天怎么格外认真？”我问。
“今天我可是不想输。”木月满意地笑道。
那天夜里，他在自家车库中死了。他把橡胶软管接在N360车排气管上，用塑料胶布封好窗缝，然后发动引擎。不知他到底花了多长时间才死去。当他父母探罢亲戚的病，回来打开车库门放车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车上的收音机仍然开着，雨刷上夹着加油站的收据。
既无遗书，又没有推想得出的动机。警察以我是同他最后见面说话的人为由，把我叫去了解情况。我对负责询问的警察说：根本没有那种前兆，和平时完全一样。警察对我对木月似乎都没什么好印象，大概认为上高中还逃学去打桌球的人，即使自杀也没什么不可思议。报纸发了一小条报道，事件就算了结了。那辆红色的N360车被处理掉了。教室里他用过的课桌上，一段时间里放了束白花。
木月死后到高中毕业的十个月时间里，我无法确定自己在周围世界中的位置。我结交了一个女孩子，同她睡过觉，但持续不过半年。她也从未找我算账。我选择了东京一所似乎不怎么用功也可考取的私立大学，考罢入了学。考中也没使我如何欣喜。那女孩儿劝我别去东京，但我死活都要离开神户，想在没有任何熟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你和我睡过了，所以就不拿我当回事，是不是？”她哭了。
“那不是的。”我说。我只不过想离开这个城市，但她想不通。随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在去东京的新干线电车(2)中，我回想起她的长处和优点，后悔自己做了一件十分亏心的事，可是已经追悔莫及。我决定把她忘掉。
到得东京，住进寄宿舍开始新生活时，我要做的仅有一件事，那就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得过于深刻，对任何事物都保持一定距离。什么敷有绿绒垫的桌球台呀，红色的N360车呀，课桌上的白花呀，我决定一古脑儿把它们丢到脑后。还有火葬场高大烟囱中腾起的烟，警察署询问室中呆头呆脑的镇纸，也统统一扫而光。起始几天，进行得似乎还算顺利。但不管我怎么努力忘却，仍有一团恍若薄雾状的东西残留不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雾状的东西开始以清楚而简洁的轮廓呈现出来。那轮廓我可以诉诸语言，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