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你别见怪，我可是累得够呛。”
“对不起，让你陪了一整天。”
“不过，能和你说话，挺高兴的。以前好像两人一次都没单独说过话。”说罢，我便回想说过什么没有，但根本想不出来。
她下意识地反复摆弄桌面上的烟灰缸。
“嗳，要是可以的话——我是说要是不影响你的话——我们以后再见面好吗？当然，我知道按理我不该说这样的话。”
“按理？”我吃了一惊，“按理是怎么回事？”
她脸红了。大概是我太吃惊的缘故。
“很难说明白。”直子辩解似的说。她把运动衫的两个袖口拉到臂肘上边，旋即又退回原来位置。电灯光把她细细的汗毛染成美丽的金黄色。“我没想说按理，本来想用别的说法来着。”
直子把臂肘拄在桌面，久久看着墙上的挂历，似乎想要从中找出合适的字眼。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她叹口气，闭上眼睛，摸了下发卡。
“没关系。”我说，“你要说的我好像多少能明白。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合适。”
“表达不好。”直子说，“这些日子总是这样。一想表达什么，想出的只是对不上号的字眼。有时对不上号，还有时完全相反。可要改口的时候，头脑更加混乱得找不出词儿来，甚至自己最初想说什么都糊涂了。好像身体被分成两个，相互做追逐游戏似的。而且中间有一根很粗很粗的大柱子，围着它左一圈右一圈追个没完。而恰如其分的字眼总是由另一个我所拥有，这个我绝对追赶不上。”直子扬脸盯着我的眼睛，“这个你明白？”
“或多或少，谁都会有那种感觉。”我说，“谁都想表达自己的意思，而又不能表达得确切，以致焦躁不安。”
我这么一说，直子显得有些失望。
“可我和这个也不同的。”直子说。但再没解释什么。
“见面是一点儿也不碍事，”我说，“反正星期天我都闲得百无聊赖，再说走走对身体也好。”
我们乘上山手线，直子在新宿转乘中央线。她在国分寺租了一间小公寓。
“喂，我说话方式同以前不一样了？”临分手时，直子问我。
“好像稍微有点儿不同。”我说，“不过哪点不同，我又说不清楚。老实说，记得那时候见面倒是不少，却没怎么说过话。”
“是啊。”她也承认，“这个星期六可以打电话给你？”
“可以，当然可以。我等着。”我说。
第一次同直子见面，是高中二年级的春天。她也是二年级，就读于有教会背景的正统女校。正统倒是正统，但如果对学习太热心了，便会被人指脊梁骨说成“没品位”。我有一个叫木月的要好朋友（与其说是要好，不如说是我绝无仅有的朋友），直子是他的恋人。木月和她是几乎从一降生就开始的青梅竹马之交，两家相距不过两百米。
正像其他青梅竹马之交一样，他们的关系非常开放，单独相处的愿望似乎也不那么强烈。两人时常相互去对方家里，同对方家人一起吃晚饭、打麻将。还有好几次拉我赴四人约会。直子领来一个同班女生，四人一同去动物园，去游泳池，去看电影。但坦率地说，直子领来的女生尽管可爱，对我来说却太高雅了。作为我，合得来的还是公立高中那些虽然多少有些粗俗之感、但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的女孩子。直子领来的女孩子那招人喜爱的脑袋瓜里到底在想什么，我实在莫名其妙。估计她们对我也同样莫名其妙。
由于这个原因，木月便放弃了四人约会，而只我们三人——木月、直子加我——外出游玩或谈天说地。想起来是有些不正常，但就效果而言，这样倒最是其乐融融，相安无事。而四人相聚，气氛总有些不大融洽。三人在一起，便俨然成了电视中的专题采访节目：我是客串演员，木月是精明强干的主持人，直子则是助手。木月总是节目的中心，而他又干得的确得心应手。木月有一种喜欢冷笑的倾向，往往被人视为傲慢，而本质上却是热情公道的人。三人相聚时，对我对直子他都一视同仁，同样搭话，同样开玩笑，注意不让任何人受冷落。倘若有一方长久沉默不语，他就主动找话，巧妙地把对方拉入谈话圈内。每当见他这样，总觉得他煞费苦心，虽然实际上多半并非如此。他有那么一种能力，可以准确无误地捕捉气氛的变化，从而挥洒自如地因势利导。另外他还有一种颇为可贵的才能，可以从对方不甚有趣的谈话中抓出有趣的部分来。因此，每次与他交谈，我都觉得自己俨然是个妙趣横生的人，在欢度妙趣横生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