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他随着足可代替闹钟的《君之代》歌声起床。看来那煞有介事的升国旗仪式也并非毫无效用。旋即穿衣，去洗脸间洗漱。洗脸时间惊人之长，我真怀疑他是不是把满口牙一颗颗拔下来刷洗一遍。返回房间后，便“噼噼啪啪”抖毛巾，小心翼翼按平皱纹后，放在暖气片上烘干。并把牙刷和香皂放回搁物架，随后拧开收音机做广播体操。
我晚间看书看到很晚，一觉睡到早上八点多钟。所以即便他起来弄得簌簌作响，甚至打开收音机做广播体操，一般我都只管大睡其觉。可是，惟独到了广播体操那跳跃动作部分，却非醒不可。不容你不醒。因为他跳跃之时——也确实跳得相当之高——便把床板震得上下颤抖。头三天，我都忍了。听人说集体生活是需要某种程度的忍耐的。但到第四天早上，我认识到可不能再忍下去了。
“对不起，广播体操在楼顶平台什么地方做好么？”我开门见山，“你那么一做我就不用睡了。”
“可都六点半了呀！”他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那我知道，不就六点半吗？六点半对我来说是睡眠时间。原因不好解释，反正就这习惯。”
“那怎么成！在楼顶做，三楼的就有意见了。在这里做是因为下面房间是贮藏室，谁都不会说三道四。”
“那就在院子里做，在草坪上！”
“也不行。我、我那收音机不是晶体管的。没、没电源不能用，没音乐我又做不了操。”
的确，他的收音机相当原始，是交流电源式的。而我那个倒是晶体管，可又是音乐专用，只能收立体声短波。罢了罢了，我想。
“让你一步，”我说，“做体操也可以，只是把跳跃动作去掉，那部分太吵了。这回总可以了吧？”
“跳、跳跃？”他满脸惊讶，反问道，“跳跃是什么，跳跃？”
“跳跃就是跳跃。就是上上下下一蹦一跳的！”
“没那回事啊！”
我开始头痛，再没心思和他啰嗦下去，但转而一想，既然话已出口，就该说清楚才是。于是，我一边哼着日本广播协会那段“第一套广播体操”的曲子，一边在地板上实际蹦跳一番。
“看见没有，就这个，怎么能没有呢？”
“啊，倒也是，倒是有的，没、没注意。”
“所以我说，”我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希望你把这部分去掉，其他的我全部忍气吞声了。只要你不跳，就能让我睡个安稳觉，行吗？”
“不行不行。”他说得倒也干脆，“怎么好漏掉一节呢！我是十年如一日做过来的。一旦开了头，就、就下意识地做到底。要是去掉一节，就、就、就全部做不出来了。”
我再也说不出什么。能说出什么呢？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把他那个活活气死人的收音机趁他不在从窗口一甩了事。可是不用说，那一来肯定会像打开地狱之门捅出一场骚乱，因为敢死队这小子对自己的东西极其在意。我哑口无言，在床边茫然坐着。这当儿，他笑嘻嘻地安慰道：
“渡、渡边君，你也一块儿起来做体操不就得了。”言毕，到食堂吃早餐去了。
讲罢敢死队和他做广播体操的趣闻，直子“吃吃”笑了。其实我并不是当笑柄讲的，但结果我也笑了。她的笑脸——尽管稍纵即逝——实在是久违了。
我和直子在四谷站下了电车，沿铁路边上的土堰往市谷方向走去。这是五月中旬一个周日的午后。早上“噼里啪啦”时停时下的雨，没到中午就完全止息了。低垂的阴沉沉的雨云，也似乎被南来风一扫而光，无影无踪了，鲜绿鲜绿的樱树叶随风摇曳，在阳光下闪闪烁烁。太阳光线已透出初夏的气息。擦肩而过的人都脱去毛衣和外套，有的搭在肩头，有的挽在臂上。在周日午后温暖阳光的爱抚下，每个人看上去都显得分外开心。土堰对面的网球场上，一个小伙子脱去衬衫，穿一条短裤挥舞球拍。只有并坐在长凳上的两位修女，依旧循规蹈矩地身着黑色的冬令制服，仿佛惟独她们四周没有夏天的阳光降临，但两人也还是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享受着晒太阳聊天的乐趣。
走了十五分钟，背上渗出汗来。于是我脱去厚些的棉质衬衣，只穿圆领半袖衫。她把浅灰色运动衫的袖口挽到臂肘上。看上去洗过好多遍了，颜色褪得恰到好处。很久以前我也似乎见她穿过同样的衬衫，但记不确切，只是觉得而已。关于直子的事，当时确实记得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