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因都是男人，大多脏得一塌糊涂。垃圾篓底粘着已经发霉长毛的橘子皮，代替烟灰缸用的空罐里烟头积了十几厘米厚，里边一冒烟，便用咖啡啤酒什么的随手倒进浇灭，发出令人窒息的酸味儿。碟碗则没有一个不是黑糊糊的，里外粘满无名脏物。地板上散乱扔着速食面包装袋、空啤酒瓶以及什么器皿的封盖之类。没有一个人想到用扫帚把它们扫在一起再用垃圾铲投进垃圾篓。风一吹来，灰尘便在地板上翩翩起舞。而且，每个房间都充斥一股难闻的气味。虽然气味多少有所不同，但其成分毫无二致：汗、体臭，加上垃圾。大家全都把要洗的东西塞到床下。没有一个人定期晾晒被褥，被褥算是彻底吸足了水，释放出无可救药的气味。我现在还感到不可思议：在那般混沌不堪的状态中居然没有发生过致命的传染病。
不过相比之下，我的房间却干净得如同太平间。地板上纤尘不染，窗玻璃光可鉴人，卧具每周晾晒一次，铅笔在笔筒内各得其位，就连窗帘每月都少不得洗涤一回。这都是因为我的同室者近乎病态地爱洁成癖。我告诉别人“那家伙连窗帘都洗！”但谁都摇头不信。谁都不知晓窗帘乃常洗之物，他们认定窗帘是半永久性垂在窗口的附件，并且说“那小子性格异常”，随后又都称其为“纳粹”和“敢死队”。
我的房间连美人照都没贴，而代之以阿姆斯特丹运河的摄影。我贴裸体照的时候，他开口道：“我说渡边君，我，我可不大欣赏那玩艺儿哟！”然后伸手取下，以运河画取而代之。我也并非就很想贴裸体照，便没表示异议。来我房间玩的人看了这运河摄影画，都问那是何物，我说：“敢死队看着它手淫来着。”我本来是当玩笑说的，大家却轻率地信以为真。由于大家信得太轻率了，连我自己不久也以为可能真有其事。
由于我同敢死队住在一起，大家都对我表示同情，但我本人却无甚反感。只要我洁身自好，他便概不干涉。作为我，反倒有些求之不得：地板他扫，被褥他晒，垃圾他倒。要是我忙得三天没进浴池，他便“呼哧呼哧”嗅嗅味道，劝我最好洗澡去。甚至还提醒我该去理发店了，该剪一剪鼻毛了。麻烦的是只消发现一条小虫，他就拿起杀虫剂喷雾器满屋喷洒不止。这时我只好到隔壁混乱地带避难。
敢死队在一所国立大学攻读地理学。
“我嘛，是学地、地、地图的。”刚见面时他对我这样说道。
“喜欢地图？”我问。
“嗯。大学毕业，去国土地理院、绘地、地、地图。”
于是，我不禁再次心生感慨：世上果然有各种各样的希望，人生目的也各所不同。我来东京后一开始便有诸多感慨，此乃其一。不错，假如没有几个人对绘制地图怀有兴趣和强烈的热情——太多了怕也大可不必——那是有些不好办的。不过，想进国土地理院的却是每说到“地图”两字便口吃之人，也真是有些奇妙。他也不总是口吃，但一说到“地图”一词，便非口吃不可，百分之百。
“你、你学什么？”他问。
“戏剧。”我回答。
“戏剧？就是演戏？”
“不不，那不是的。是学习和研究戏剧。例如拉辛啦易卜生啦莎士比亚啦。”
他说，除莎士比亚外都没听说过。其实我也半斤八两，只记得课程介绍上这样写的。
“不管怎么说，你是喜欢的喽？”
“也不是特别喜欢。”我说。
我这回答使他困惑起来。一困惑，口吃便厉害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十分对不起人的事。
“学什么都无所谓，对我来说，”我解释道，“民族学也罢，东洋史也罢，什么都行。选中这戏剧也纯属偶然，如此而已。”这番解释，自然还是没能使他理解。
“我不明白，”他真的一副不明白的脸色，“我、我嘛，因为喜欢地、地、地图，才学地、地、地图的。为了这个，我才让家里寄、寄钱，特意来东京上大学。你却不是这样……”
他讲的自是正论，我不便再解释了。随后我们用火柴杆抽签，决定上下床。结果他睡上床，我在下床。
他身上的打扮，总是白衬衫黑裤子和蓝毛衣。光头，高个儿，颧骨棱角分明。去学校时，经常一身学生服。皮鞋和书包也是一色黑，看上去俨然一个右翼学生。也正因如此，周围人才叫他“敢死队”。但说实话，他对政治百分之百麻木不仁，不过是嫌选购其他衣服麻烦罢了。他所留心的仅限于海岸线的变化和新铁路隧道的竣工之类。每当接触这方面话题，他便结结巴巴一讲一两个小时，直到我抽身溜走或睡着才住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