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流泪了，父亲死时我都没哭过。我为何把鹤川的死看得比父亲更重要呢？因为这关系到我的切身利益。自打认识柏木，我对鹤川有些疏远，然而一旦失掉他，我才深切感到，由于他的死，连接我和白昼般光明世界的一根丝线也随之断绝了。我丧失了白昼，丧失了光明，丧失了夏天。我为此而哭泣。
我想到东京去吊丧，可是没钱。老师给的零花钱每月不过五百元。母亲本来就穷，每年给我汇一两次钱来，每次平均二三百元，已经很不容易了。她之所以变卖家产，投靠加佐郡的舅父家，也是因为丈夫死后，单凭施主们每月不足五百元的救济米，还有政府很少的补助金，是很难生活下去的。
我没有去向鹤川遗体告别，也没有参加葬礼，我不知道如何从心理上接受鹤川的死亡。他那沐浴叶荫间的阳光、穿着白衬衫一起一伏的腹部，如今又在我眼前燃烧。谁能想到，他那副为光明所创造、仅仅适合于光明的血肉和精神，竟然会埋进墓土而安息呢？他丝毫没有夭折的征兆，天生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不具有一点类似死的因素。他突然的离世，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纯血种动物的生命都是脆弱的，鹤川既然为生的纯粹的部分所制作，他抑或缺少防止死亡的法术吧。我却和他相反，我的可诅咒的寿命似乎得到了某种保护。
他所居住的世界透明的构造，对于我来说时常是难解的谜。这些谜因他的死变得更加可怖。小巷上驶来的卡车撞碎了他的透明的世界，犹如撞在极其透明的玻璃上。鹤川不是死于疾病，他很符合这样的比喻，车祸这种纯粹的死，也很符合他的生的无比纯粹的构造。因为瞬间的冲撞，他的生与他的死互相接触，合二为一了。这是一种迅疾的化学作用。……毫无疑问，只有通过这种过激的方法，才能使得那个无影无踪的奇怪的青年，将自己的影像和自己的死结合在一起。
尽管鹤川居住的世界洋溢着明朗的感情和善意，但可以断言，他不是因误解和乐观的判断而住在那里的。他的这个世界上不值一提的明净的心，被一种力量、一种坚韧的柔软所保护，这本身就是他运动的法则。他将我灰暗的感情逐一翻译成明朗的感情，他的这种做法具有无可比拟的正确性。他的明朗和我的灰暗一一映照，因而我常怀疑，鹤川是否也如实地体验过我的心灵历程。并非如此！他的明朗的世界尽管纯粹而偏颇，但自有本身的细致体系，其精密度也许更接近恶的精密度吧。这位青年不屈不挠的肉体的力量，必须不断支撑这个体系使它不住地运动，否则，这个明朗、透明的世界抑或会立即瓦解。他径直地奔跑着，于是卡车碾碎了他的肉体。
鹤川给予人们好感的根源是他那副明朗的容貌，还有那颀长的躯体。如今，这些都丧失了，又把我引入对于人的可视部分的神秘思考。我们目光所及之处实际存在的东西，都在行使那些极其明朗的力量，我觉得不可思议。我想，精神为了具备如此朴素的真实感，不应该多多向肉体学习吗？据说禅以无相为体，深知自己的心是无形无相的东西，也就是所谓“见性”。能够如实察知无相的见性的能力，恐怕还应该对形态的魅力表现极度的敏感。不能用无私的敏锐看到形与相的人，又怎能那样清晰地看见和感知无形和无相呢？像鹤川那样只要存在就会发光的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人，可以称作以生为生的人，已经丧失了。今天，他的明了的形态就是不明了的无形态的最明确的比喻，他的实在感就是无形的虚无的最实在的模型，他本人不过是这种比喻罢了，不是吗？例如，他和五月的鲜花相切合，这种切合表现于正是五月的猝然而逝，他的灵柩就将被投来的鲜花所掩埋，两者达到了极端的和谐一致。
总之，我的生之中缺少鹤川的生那种确实的象征性，为此，我很需要他。而且，最使我嫉妒的是，他的生命中丝毫没有我那样的独自性，或者说不具有担当独自使命的意识。正是这种独自性，夺去了生的象征性，亦即他的人生可以比喻其他某种东西的象征性，从而夺去生的扩展和关联，它是无孔不入的使之产生孤独的本源。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甚至和虚无都缺乏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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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开始孤独了。此后，我再没见到房东姑娘，和柏木也不像以前那样亲密了。尽管柏木生存的魅力依然紧紧吸引我，但我多少有些抗拒，虽非出自本心，也还是疏远了。这是因为我在祭奠着鹤川。我给母亲写信，坚决表明在我未独立之前，希望她不要来看我。虽然过去也曾口头对母亲提到过，但我觉得，必须再一次以强硬的词汇写在信里寄出去更放心。母亲的回信，用磕磕巴巴的语言讲述了忙着帮舅父家干农活，还罗列了一些如何教子的事。末尾写道：“我死之前，想看一眼你当上鹿苑寺住持的样子。”我憎恨这行文字，后来的好几天我都感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