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埃舍尔承认自己其实不懂数学。”她告诉他。
“男人天生数学思维好，”他无比确定地说，“他那是一种数学直觉。”
她常发觉自己很羡慕他。人能活得自洽并不容易，但对平川来说似乎毫不费力。他一早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也从未幻想过自己是别的什么人、在别的任何地方、以别的任何方式长大——就像一条生活在海里的鱼，从不会为陆地和天空而分心。和苏昂不同，他热爱自己的工作，而他的工作与他这个人本身也完美契合。编程于他不仅仅是一种爱好或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苏昂经常能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看到编程的效果，比如用最少的水和洗洁精洗碗，却又能达到最高的清洁度，比如用修复bug的专注和耐心来烹饪、打扫、修理家电，比如用数字和逻辑把复杂的决定变得非常简单……
有些时候，她也会对编程塑造他思维方式的事实感到厌烦。他的思想是一曲充满斜杠、点号、算术运算符和逻辑运算符的交响乐，每当他们就某个问题产生分歧，平川总会运用一套令人讨厌的、条理分明的、滴水不漏的逻辑，提出最为“理性客观”的论点。
“这不符合逻辑。”他总是这样说，然后列出要点一二三四五。
“但我们是人，不是代码！”她会这样抱怨，但内心可能已经妥协了。
她崇拜他，也因此信任他的“理性”。要到很久以后，苏昂才会开始反思，她对他的崇拜和信任有多少是因为他本人的说服力，又有多少源自那些根深蒂固的笃信。它并非发生在某个明确的时刻，而是一个缓慢渗透的过程。比如说吧，她从小被灌输理性是好的，非理性是坏的；科学才是第一生产力，文人只会无病呻吟。所有人都默认理科天然比文科优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除了就业前（钱）景更为光明，就连智力上都存在着鄙视链；与此同时，所有人也都默认女生的智力和理科天赋不如男生——“你们只擅长死记硬背，别看现在成绩比男同学好，”老师和家长都会这么说，“他们后劲足啊，一发力就轻轻松松超过你们。”她甚至从小被父母教育要带着学习的心态跟男生交朋友，因为“你们女孩事儿太多，喜欢说三道四搞小圈子，男孩子心胸宽广知识面开阔”……在成长过程中，尽管她和妈妈的关系非常亲密，但很长时间里她都更崇拜爸爸——他是不容置疑的“一家之主”，在社会意义上更为“成功”。妈妈的角色则是温柔而平庸的奉献者，用劳动、爱和母性来服务家庭，为家人的理想作嫁衣裳。妈妈很辛苦，为这个家牺牲很多，爸爸会这么告诉她，然后推开碗碟站起来，直接跨过掉落地上的纸巾盒。
她从生活的无数缝隙里窥见那种奇怪的笃信。它显露在妈妈征询爸爸意见的眼神之中，显露在物理老师提起文科生的语气之中，显露在周围的人对“女司机”“女博士”“女强人”的调侃之中，显露在整个法律圈“男性俱乐部”的氛围之中。
还记得大三大四和同学去法院旁听庭审时，苏昂无法不注意到那几乎是一个男人的世界——法官是男性，书记员是男性，出庭律师也大多是男性。她观察着那些“硕果仅存”的女律师，在心里默默做着笔记：中长发或长发最好——但也不能太长；高跟鞋和裙装是首选，但鞋跟不能太高，裙子也不能太短；需要表现得自信，但绝不可咄咄逼人；需要尽可能多地微笑，但切忌“卖弄风情”；愤怒时必须控制自己的动作和语调，以免显得过于情绪化——尽管男律师的情绪化反倒更容易赢得陪审团的心；哦对了，整个庭审过程中还得说上无数次的“谢谢”和“对不起”……女律师总是面临着双重标准和双重约束，如果说男性对手的进攻方式是近身肉搏，她们的战术则更像是击剑。法学院有位女教授曾特地用一堂课的时间提醒所有女生：她们的外表和举止将受到来自法庭每个角落的无情审视，所以必须密切注意自己的穿着、语言和行为方式。“记住，”教授用一种冷静得近乎冷酷的语气说，“要做法庭上每个人都喜欢的人。”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她早早打消了成为一名出庭律师的念头——她消化不了这些现实，也无力质疑那种笃信。初入律所时她留心四周，发现工作环境相比法庭的确更可接受。但有些过于强大的事物不会凭空消失，它们只是潜伏在折缝和阴影里，以更微妙的形式呈现。起初是发现没有足够的女性mentor（导师）可供选择，继而意识到身居高层的女性榜样本来就少得可怜。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制结构助长了“男性俱乐部”的风气，如果你不打高尔夫球，你天然就处于劣势。苏昂的女同事中只有极少数人有孩子，这一事实令她察觉到家庭与事业绝无可能兼容。即使你下午5点半下班去学校接孩子，然后晚上在家干上四个小时的活儿，你仍然会被认为“没有尽到本分”，或是“自动放弃了晋升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就接不到大案子，自然也就没法向律所证明你的价值。于是许多女同事“自动”选择了离开，当起了全职妈妈，或是转行去做时间更灵活的工作。但与此同时，她从未听说有哪位男同事为了家庭而离开律所。无数次地，她从他们发号施令的神态、他们相互拍打肩膀的姿势、他们对她们说话的语气中看到那种笃信。“别浪费时间了，”他们仿佛在说，“这终归是一个男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