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你普通话进步这么大，”苏昂调侃他，“完全是磨炼出来的吧？”
Alex不置可否地牵了牵嘴角，说他的客户倒也不都是中国人。“好啦，”他对她粲然一笑，“说说你自己吧——还在做律师？”
“现在做公司法务。”
他问她二者有何不同。她解释说公司法务是甲方思维、成本中心，律所律师是乙方思维收入中心，但本质上也差不多，都是干的牛的活儿。
他睁大眼睛：“牛？”
在伦敦工作时，她的同事们总是自嘲为“牛群”，因为他们不得不像牛一样反复地咀嚼那些冗长枯燥的法律文件，再把半消化的吐出来重新咀嚼。她给他讲述了一个加长版的简历，但讲到一半自己也已觉索然无味，声音不由得渐渐消沉。坐在清迈的咖啡店里给一别十年的故人讲合同审查和风险控制，既无聊又不合时宜，就像跑到月球背面去打高尔夫球。
“其实我还记得，”Alex低着头，不断用吸管搅拌咖啡里的冰块，“十年前你就说过不喜欢你的工作……”
“是吗？”
他小心地看了她一眼，“我记得很清楚。”
“可能是吧，”她木然地说，“很久以前了。”
她已经很久没想过这个问题了。其实早在法学院读书的第一年，甚至是第一堂课，她就隐隐感到自己做出了错误的人生选择。教LegalReasoning的老师发下一个case，建议40分钟内看完。她打开一看两眼一黑——足足68页！
大一的感觉是苦海无涯。排山倒海的阅读量，令人窒息的功课压力，伴随着人际交往的难题，令她感觉自己正走在悬崖边上，眼看就要掉下去，却没有人可以拉她一把。第二年开始习惯悬崖上的生活，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但同时也确认自己缺乏成为出庭律师的才能，没法如曾经憧憬过的港剧律师那样，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伸张正义。她不敢承认自己对法律丧失了兴趣，因为英国学费昂贵，父母供她读书已相当吃力，这条路走到一半回不了头。她从悬崖上下来，又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条拥挤赛道，被前仆后继的人群裹挟着推向前方，浑浑噩噩又马不停蹄地写essay、做tutorial、申请vacscheme和trainingcontract……当她终于拿到一家“魔术圈”顶级律所的offer时，辛苦得到回报的欣慰、光明“钱途”所唤起的虚荣心与失去退路的怅惘混杂交织，令她不知该欢呼庆祝还是痛哭一场。
工作以后，她被埋进了山一样高的文件堆里，有时连续两个月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身为一家顶尖跨国律所的并购律师，她却觉得自己更像是流水线上的一名装配工，一丝不苟地干着不需要任何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活儿，并购交易的荣光与成就感统统与她无关——谈着几十亿英镑的交易，一转身就进了地铁，加班时甚至没法回家洗个澡，男同事直接把睡袋铺在办公室里……更何况——很多人都不知道——大部分的并购其实都是失败的。
渐渐地，她甚至忘了自己当初为什么决定学法律，忘了为什么会“选择”做并购律师，忘了自己是否还有重新选择的自由。她穿着黑色西装和长大衣，每一天在同一时间走进地铁站里，然后在文件、咖啡和电脑屏幕之间机械地忙碌着，在看起来一模一样的三明治前纠结午餐的选择，在对周末和假期的盼望中茫然注视着日子的流逝。大家不都是如此吗？她对自己说，身边没有人真正喜欢这份工作，但也很少有人能下决心离开。
回国以后，为了所谓的“工作生活平衡”，她转做公司法务。工作的确没那么忙了，职业归属感却更少了。存钱买房变成了生活动力，梦想和天涯更加遥不可及。她渐渐放弃了心里残存的一点要亲手建造自己生活的想法，某种建筑计划已确然不可能了。
然后她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难关。与之相比，这份乏味的工作倒像是个避风港，只有在变身老牛咀嚼文件的时候，她才能够暂时忘记那些伤痛。
Alex用目光试探着她的沉默，就像在试探湖水到底有多深。但她没法向他倾诉这一切。她没法忍受听见自己向别人解释她的遭遇，没法忍受来自他人的评论。她甚至没法说服自己她走到今天只因别无选择——许多事情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她愿意让其发生。
“你呢？”当觉得自己再也隐藏不住任何东西的时候，她反问他，“你喜欢现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