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川一直神情凝重地听着，这时忽然插话，询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腹水。护士说也没什么好办法，就是要多喝水多排尿，另外要补充高蛋白，让卵巢恢复得快一点。
尽管苏昂一再说自己走路没问题，诊所还是给她安排了轮椅。她像个病人似的坐着轮椅下电梯到了大门口，保安还给叫了出租车——而走路回家本来只需几分钟。在车上，她发现平川一直小心翼翼地用余光观察她，于是主动打破沉默：“你吃饭了？”
“嗯，”他说，“就在马路对面吃的猪血粉。我给你打包了海南鸡饭。”
“看的什么片儿啊？”
“片儿？”他很茫然，下一秒忽然反应过来，“咳……都是美国五级片，怪不习惯的。”
她扑哧一笑：“要求还挺高。”
他却没有笑，忧心忡忡地看着她。
“怎么了？”
“疼吗？”
“哎呀不疼，”她说，“打了麻药的嘛！”
不过，下车走进公寓楼的时候，苏昂还是察觉到了身体的异样——某种轻微的坠痛感，就好像里面有东西在晃动，也许是因为取卵后肿大的卵巢。她不敢走得太快。
吃了一半海南鸡饭，苏昂靠在沙发上，顺手打开了电视。中文台在放无聊的战争纪录片，她换了个频道，化着浓妆的女主播正在用泰语播报国际新闻，各种枪击、轰炸、游行示威的画面——满地碎石瓦砾，哀恸的哭泣，惊慌挥动的手臂……外面的世界显然也是一团糟。但不知怎的，从电视里看到的战乱和灾难仿佛都不是真的，而更像是某种舞台表演，某种生长在客厅的景观。它们的效果也往往不会持久——一旦媒体不再追踪报道，观众马上就将其抛到脑后，也许正因为在我们那理性无法穿透的潜意识里，这些悲剧不是真实的，它们只不过是被盛进屏幕形状的盘子里，端到我们面前，试图唤起我们的情绪。也正因为这些情绪不是真实的，只是被调动了，于是当这些事件淡出视野时，我们也就不再关心了。
她换了一圈台，最后关掉电视，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来。
“你知道吗？”她闭着眼说，“有一天天都没亮，楼上的邻居来敲我的门。”
“邻居？”平川的声音里透出一丝警惕。
“也是来做试管的中国人。”她任由自己的思绪飘荡了一会儿，然后又回到了那个凌晨。当时的思思就像她现在这样，就躺在这张沙发上。
“为什么敲门？”
“因为她的同屋割腕自杀了。”她用一种刀刃般冷静的语气说。
奇怪的是，现在想起余姐，她曾经的存在变得不像真的，如同电视上看到的新闻；可她的死却显得栩栩如生，热带阳光般长盛不衰——尽管两者理应反过来才对。不过短短几天，有关她的记忆画面便渐渐褪色，摇摇欲坠，或许因为她们的“友谊”本身就发育不全，没有支点，宛若空中楼阁。而死亡却变成鲜活的真相，比它所攫取的生命更为真实，像一根线缝进她的皮肤里，与她血肉相连。也许人与人的联结之所以如此重要，其本质就在于它的偶然性：你并不一定要跟这个人成为朋友，但偶然的联结却有可能带给你一些东西，甚至令你永远无法和从前一样——即便在她离去后依然如此。
她的话显然令他如芒在背。平川半靠半坐在沙发扶手上，脸色异常凝重，又似乎不知该说什么好。苏昂知道他在想什么——不是自杀事件的来龙去脉，而是她竟然一直没告诉他这些！他们竟已互不了解到了如此地步，令小别之后的重聚变成一条探险之路，一脚脚踩下去步步惊心。
“到底怎么回事？”
于是苏昂给他讲了思思和余姐的事。她讲了她们的相识，短暂的交往，惨剧发生后的那个凌晨。但还不止这些。她还讲了她去寺庙给余姐超度的事——那棵大树，那个智慧的老和尚。她说她一直在思考该如何叩问朋友的厄运之谜——那究竟是宇宙的计划，还是一条环环相扣的责任之链，而她们的袖手旁观又是否构成了链条的某一部分。她说她想知道生者与死者的国度之间有何幸存之物。她说她脑子里偶尔会蹿出疯狂的念头，认为余姐最后终于掌控了自己的生命——然后放手松开了它——而她们活着的人没有一个胆敢这么做……她忍不住想告诉平川一切——并不因为他是她的丈夫，而是把他当成一位聆听告解的神父。她想向他讲述她的遭遇、她遇见的人和发生在她身上的改变，告诉他那有多美妙和多危险。但她总能及时闭嘴，因为她的故事里有太多Alex的影子。不过，她也没有隐瞒Alex的存在，但只是轻描淡写地提起，把他说成是一个偶遇的老朋友，一起吃了几顿饭而已。提到他的时候，她闭上眼睛转过身去，不想让平川发现她的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