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钱，我命赔你。我爷爷想着反正自己的命也不值钱。
那货主白了我爷爷一眼：我用钱可以买的命可多了，你的我不要。
我爷爷莫名像被雷劈了一样，开窍了。
据我阿母的说法，自那之后，我爷爷不哭了。一开始是靠每天搬运的时候偷点胭脂出去卖，卖着卖着，就托人从南洋买来那辆三轮车，也和南洋的进口商敲定了胭脂成本价，自此开始走街串巷地卖胭脂了。
其实，这小镇没有人关心我爷爷为什么突然不哭了，也没有人在乎我爷爷只生了个女儿，大家的生活各有一片望不到头的汪洋，谁是发自内心管他人的风波的？就是有整个家族的男人一起出大海全部没了，这样的故事大家也就讨论个四五天。小镇的男人对我爷爷这个人在乎的是，怎么这家伙突然有钱了？女人在乎的是，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胭脂？
但我爷爷见人，总要提起自己只生了女儿这件事情，他已经找到了新的理解方式：我生女儿就是老天要给我们家族安排全新的故事啦，就此要转大运啊。
至于家族的香火？招，招个人入赘不就好了，反正我有钱了！说完之后，我爷爷还是会惋惜：可惜我阿爸看不懂命运，他不知道，和说书一样，故事总有起承转合的嘛。转啦转啦，我爷爷乐呵呵地喊，我们家族的故事从我开始转啦。
自有了这样的认识，我爷爷活得特别有奔头，骑着三轮车，摇着拨浪鼓，用自己发明的腔调喊着：胭脂——啊，水粉！胭脂——啊，水粉！见着俊俏的小男孩，便要开心地停下来，咧开嘴问：哎呀，你是哪家的崽啊？每天傍晚都要站到小镇最高的石头上去，眯着眼，像仔细地打量着属于自己的稻田一样——好像整个小镇光着屁股到处跑的男孩，都是他的女婿候选人。
我曾经在发呆时想象过我阿母的童年，想着想着，觉得可真是别扭。两三岁的时候，我爷爷就每天想着让她和不同的人定娃娃亲，以至于到最后每次看到我爷爷领着我阿母走过来，有男孩子的家人就赶紧让自己孩子躲进屋；阿母五六岁的时候，我爷爷就每天晚上给她一个个分析不同男孩子的家庭和性格……他甚至随身带着两个账本，一个是胭脂水粉的账本，一个是小镇上所有适龄男孩子的名册，每个名字下面，还写着他不断观察后做的批注，遇上特别喜欢的，我爷爷还特意在上面用最上等的胭脂把名字涂红。
我爷爷的魔怔持续了十几年，于小镇来说，像是看了部长达十几年的连续剧。终于，随着我阿母长到十六岁，大家都知道，故事的高潮要来了。
果然，我阿母十六岁生日那一年，刚开年，我爷爷便把整个房子的梁柱都刷了一遍漆；紧接着把厅堂的家具全扔了，换了一套全新的海南黄花梨；最后把门楣的那块刻有堂号的石雕换了，换成有镂空雕花的，还描上了大金字。
女孩子成年礼是不能请客的，我爷爷买了一堆粮油，家家户户地送，然后我阿母十六岁的生日一过，我爷爷拿出他的名册，排好了他认为的等级，把小镇的媒婆都叫来，分了各自的片区，各自撺掇去了。
咱们这儿，结婚一般都是靠相亲，相亲一般一上来就问：你是讨大海还是讨小海的啊？
咱们这儿，人生就分为这两种。
这个问题很重要，想过不同人生的人，生活是过不到一起的。你看咱们这儿，妻子叫“某”，找某的过程，就是找自己的过程。找不到自己前，千万不要找妻子，你找到的某不是你自己，你们早晚会分离的。
总说靠海吃海，其实靠海也不得不吃海，咱们这儿，土地被海水淹渍太久了，红红的，咸咸的，除了地瓜和花生，其他作物都不让活。咱们这儿，一出生，大海就尖着嗓子问人们：你打算怎么和我相处啊？你打算怎么活啊？咄咄逼人、唠里唠叨的，成千上万年地念着，你仔细去听听，海水一涨一退，一呼一吸，潮水上来哗啦哗啦的，下去哗啦哗啦的，问的都是这个问题。
这世界最唠叨的就是咱们这儿的海了。
讨小海的人，胆怯也好，知足也罢，也可能因胆怯而知足，也可能因为知足而胆怯。总之惦念着人间的这点小烟火，就趁着海水的涨跌，跑到退潮后的湿地里，收拾些小鱼小虾小蟹小贝。可以没有船，要有也是小船，就沿着大陆架搜寻自己生活的可能，半步雷池不越。
海好像也愿意犒劳这样的人，只要你按照它划定的地盘、划定的时间去找，它总会留一份合理的口粮在海土里。有时候藏在海土的一个细孔里，有时候埋在沙子底下，有时候就在一片礁石的背面。这样的人生，早出晚归的，像固定时间和海做游戏的玩伴，也像种田的农民，累是累了点，但每天早晨都是面对基本确定的人生，每个晚上都可以拥着自家家人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