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还在笑着、道歉着，身体开始颤抖，越来越僵硬。
阿母知道爷爷要走了，我也知道爷爷要走了。阿母转身要去叫醒奶奶，爷爷拉住了阿母。
爷爷继续笑着，身体继续抖着，脚突然猛地一蹬，爷爷要走了。就要走了，却像突然想起什么一样，突然大喊：哎呀呀，你说，这烟花会不会，会不会是老天爷的一个屁啊——最后一个字是顺利滚出来了，但爷爷来不及把嘴笑开，就这样僵僵地半张着，好像在大声呐喊着什么。只是那句话，被风撕了，被海浪吞了。
按照我爷爷的遗嘱，丧礼做了七七四十九天功德。
所谓功德，就是那些天里，各方戏台二十四小时轮流上演，高甲戏、梨园戏、木偶戏、布袋戏、猴戏……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任人打趣；支起几十张桌子，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上菜，任人吃喝；支起个大香炉，二十四小时不断地烧香纸。
镇上的老人都说我爷爷疯了，再怎么有钱，哪有这么糟蹋的——这是朝断子绝孙的方向走啊。
我年纪小，但还记得，沉甸甸的铜钱用扁担挑进来，像地瓜一样卸在厨房里，又一担担挑出去，换成一堆堆的食材。
来的其实都是不认识的人，在那个年代，还是挺多人靠吃功德过日子的。据说被人吃掉的功德，在地府里也可以兑换成财富给祖宗们用，而那些吃功德的人，到地府或者下辈子是要还的。
人太多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多，看看戏，吃吃宴席，帮忙烧烧金纸。
我奶奶这七七四十九天一直守在香炉边，火烤着她的脸越来越红，脚上起的水疱越来越多。认识的、不认识的人想来安慰她，以为她是难过。她摇摇手，顾不上和对方聊天，赶着说：帮着多烧点啊，多烧点，这次得让这么多代祖宗在下面够用啊。
四十九天功德做完，金纸烧完，留下的灰，都可以堆起一层楼高。我奶奶看着那座灰做的楼，含着嘴——她这一辈子唯唯诺诺的，连笑都含着——庆幸地说：应该够了吧。
一开始，以为奶奶的脚只是被烫伤了。但是冒出的一个个水疱，越长越大，一个个气球一样，鼓鼓的，戳破了，都是脓水，过不了几天，就又长出新的水疱，而且越长越多。慢慢地，从脚上蔓延到腿，再蔓延到身体。
我问奶奶：是不是好疼？
没关系没关系，哪有发疱不疼的。奶奶含着嘴，笑着说。
我问奶奶：凭什么让你发疱啊？
奶奶说：没关系没关系，哪有人一辈子不发疱的，总要发疱的。
我后来才理解，奶奶没喊疼，不是因为坚强，更像是接受——接受这人生本应如此。因为，我后来也学会了，很多疼痛啊，接受了好像就不痛了，甚至琢磨得细一点，疼到最厉害的时候，心里会莫名地平静，像整个人悬浮在海里那样的平静。
小镇上的医生一个个轮着来看过了，说不上是什么病，也说不上不是什么病，胡乱开了一些药，我奶奶也胡乱地吃。半年不到，奶奶彻底走不动了，整天就瘫在床上，到后来，更像长在床上了。
奶奶的下半身一直都是脓水，脓水好像胶水，把她粘在床上了。
我阿母想了个法子，在床的下部开了个孔，周边用布垫着。拉屎拉尿排脓水，都从那个孔出来。那孔周边的布一天总要换洗个三四次。
说句没良心的话，奶奶在爷爷去世后就马上生这种怪病，真是帮到了我阿母——阿母不用琢磨怎么把自己的人生继续下去，奶奶的疾病自然把她拖进一个明确的生活里了。
我阿母一夜之间会做饭了，会洗衣服了，会规划整个家庭的生活了，会把泪憋住了，会吞着苦开心地笑了。
我们家里因为奶奶的疾病，反而获得了几年心里很踏实的平静，甚至可以形容为幸福。
就这样过了七八年，奶奶活成了一棵植物。她加上她的床，像个巨大的盆栽。时间一久，我就想，奶奶像植物，植物应该可以活得很长很长吧。我后来还想，是不是安静的人都会活得久点，就如同植物。它们不说话，所以一不小心命运也忘记有它们了。
这样一想，我莫名地安心。
早上是我负责把饭送到奶奶房间的。奶奶总是一大早就坚持坐起来，但坐着坐着，就又困到睡着了。她身体半躺着，脑袋半耷拉在肩上，脸上斑斑驳驳，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棵形态奇特的黑松。我经常坐在她旁边安静地等，等到奶奶醒来，笑眯眯地看到我，我才把饭菜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