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得坐在自己家唯一的店铺里，满面红光。虽然是下午三点，吃中饭的客人已经离去，但后面仍是个忙碌的背景。他的妻子，端着一大锅碗盏茶杯，雄赳赳地往后厨走过去。姐夫五举山伯，正在柜上盘点账目。他的儿子和侄子，则合力在一个巨型的钢精盆里，搅打肉馅。
这个餐馆，有一种刻意的陈旧。与同钦楼无奈老去不同，它似乎很享受并强调着这种陈旧，不加掩饰。头顶的黑色吊扇，已看得见锈迹。曼陀罗花样的米色墙纸，也有着蜿蜒的水渍。但却并不起眼，因为墙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餐牌。餐牌的毛笔字是些许刻意的瘦金体。标示着“龙井虾仁”“松子黄鱼”和“花雕醉鸡”的价格。戴得指着其中一张，上写着“冲爆羊肉”，显然是笔误。但他不以为意，说是请高人所写，将错就错。
墙上还挂着“四大美人”的画像，看上去也有了年月。戴得头上，正是“昭君出塞”。原本是凄苦的景象，但不知为何，画家将明妃的形容画出了娇俏与喜气。不像是远嫁和亲，倒像是芳心有属未辜负。
尽管山伯介绍我是个做研究的“教授”，但戴得却还是认定我是“写报纸”的媒体人。他神采奕奕地请我多写写他这个铺头，并且告诉我当年林家卫的电影都来取过景。
我想一想，问他是哪一部。他说，就是台词说，人人都是没有脚的雀仔那一部。
我试探地问他，知道同钦楼的事情吗？
他哈哈笑说，是人都知啦，“溏心风暴”茶楼版。
我说，你覺得在香港做茶楼，好不好？
他答，当然啦。人人都食“一盅两件”。
我又问，那开上海菜餐厅呢？
他答，也好。我自家生意，怎么不好。
我觉得，他的回答过于狡黠与不由衷，于是问了一个潜藏恶意的问题，当年你姐夫为了你家里的生意，不做茶楼了。你觉得可惜吗？
他愣了一下，说，这是他和我姐的事情，我管不了喽。
他脸上依然挂着笑，笑容里是训练有素的混不吝的表情。
这时山伯走过来，端了一盘点心，说，尝尝“十八行”的招牌，“水晶生煎”。
他横了戴得一眼，轻声说，和教授好好聊。
戴得收敛了神色，正襟危坐起来。我注意到，当他紧张时，会有个习惯动作，就是将食指和中指，交缠在一起。
我望望外头，斜对过是车水马龙的告士打道。有一对男女说笑着经过，手里捧着太平洋咖啡的纸杯。远处有几个工人，在马路的对面劳动，是为清理刚刚过去的台风刮倒了一棵榕树的散乱残迹。若在平日，这是我熟悉不过的景致。但此时，却好像隔了一层时光，在惘惘地眺望他们。
我于是也郑重起来，问道，戴生，能说说那年来香港的事吗？
事实上，戴得已经不记得来香港的情形了。因为那年，他只有三岁。他给我看过一本相簿。其中是他们初来港时拍的照片。那真是我看过的，最具规模的全家福。八个子女，相似的相貌，却可以看到岁月的退晕。毕竟大哥与戴得之间，整整相差了二十四岁。但这位大哥，并未在照片上出现，因为他选择留在了上海。照片中间的，是父母亲。父亲已是半老的人，脸上写满风霜。母亲微笑着，嘴角的法令纹里，也刻进了劳苦的
痕迹。她的怀里，抱着戴得。这孩子似乎还没学会面对镜头，如何调整得宜的笑容。但目光里的无辜和不在乎，与我面前这个近六十岁的老人，别无二致。
直到七十年代，戴得第一次随父母回到家乡。船开了三天两夜。据说上岸后，戴得一直在昏睡。当他醒来时，看到父亲戴明义正就着黄泥螺和海蜇头，眯起眼睛，在喝一碗清粥，神情说不出的享受。在香港的南北货行，能买到海蜇头，但父亲总觉得不地道。
戴得给我看另一张照片。戴明义还是清俊的青年模样，穿着全身的制服。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字：杨浦区通北路37号。这是戴家在上海的地址，戴得一直记得。但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个地址是否已经拆迁，他也不知道了。
戴得说，那次去上海，因母亲想要看看她和父亲结婚的地方。也是他们夫妇最后一次一同回乡。
青年戴明义和柳素娥，相识于救火会和章华纺织公司的联谊舞会。
戴明义在工部局的救火会担任文职与翻译的工作。彼时的消防站，属工部局。虹口救火会。会员大多是义务的，主要是一些本地店家、工厂的志愿的青壮年。有火警则救火，只发铜帽、衣裤和皮靴等一干救火行头。但驻会的雇员，多是外籍，便有和本地沟通的障碍。戴明义在会里，起了桥梁的作用。他上班的地方，是座清水红砖的三层楼房。屋顶上有一个方形塔楼，再往上是六边形瞭望塔。救火会除平时训练外，会在每年五月二十日，俗称分龙日，举行传统消防演习，比赛操作技能和出水快慢。每逢分龙日，观者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