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民抗疫的热潮下，杨勇刊登在当地融媒体上的那篇关于辛留村村民身残志坚养金鱼自谋出路的宣传稿，有多少的成分是受到王传利眼神的触动，还是他基于多年在宣传口的工作经验，又一次唱高调，只是为自己解困，我们不得而知。现实情况是，在整治农村环境的运动中，王传利的鱼塘得以保存。其意义和世界另外两处著名的地标——日本成田机场跑道内的农园、美国纽约市第七大道五十五号街口用马赛克瓷砖拼的零点三平米的“赫斯三角”别无二致。王传利和日本农民市东孝雄、美国律师大卫·赫斯并列，是个体与政府斗争取得胜利的象征。所不同的是，他们在各自的国情下，风评并不一致。家门口长势旺盛的核桃树被砍掉的付英华，墙边绿化带中韭菜和鲜葱被拔掉的曹凤霞，土坯危房被推倒的耿仁海，以及众多柴禾垛被限期清理的辛留村村民，这些平日里牙尖嘴利，在数十年的乡村生活中以不吃亏来要求自己的人，每想到王传利被保存下来的鱼塘，内心充满了挫败感，自责道，活了大半辈子，居然不如一个朝巴。
七离乡
父亲去世后的这两年，卫华邦保持着每天给母亲付英华打电话的习惯，多为晚上七八点钟，那时店面也关了，不会有顾客来，母亲也没睡觉，一个人在家看电视。这是个恰当的时间。母亲一般不主动给儿子打电话，除非临时有紧急的事情，比如家里的电线坏了，或者又是需要找人商量和出主意，比如村里红白喜事，需要家里充人头和随份子。她在电话中，首先会说，我和你说个事。说来也奇怪，父亲走后的这两年，家里隔三岔五有东西会坏，似乎父亲的离世，让整个家庭开始衰败起来，平日，被父亲维护的器件，失去了庇佑，也跟着他的气走了，无所顾忌地老化。母亲的解释更具乡间的神秘色彩，家里有人走了，会倒霉几年，小事不断。至于几年，会是多久，没有定论，过去两年了，断续的倒霉事还在发生。
对卫华邦来说，面对这种困扰，都会让他想起父亲，这里面掺杂着一种对故去的亲人略为羞耻却又不得不承认的情感，并不是单纯地思念亲人，而是如果父亲健在，这些事就轮不到自己去解决，给自己省却了不少的麻烦。可你又不得不承认，这多么符合人的心态。这是否是死去的人在天之灵让活人们去纪念自己的方式呢？这么说，那些层出不穷的麻烦，是死者的故意为之，是一种活人和死者交流的渠道，提醒众人，不要忘记我。在卫华邦这里是这样的，而在姐姐那边，父亲让她留念的方式就更为特别，有限的几次回家看望母亲，再回去后她总是莫名其妙地情绪低落。父亲阴魂不散，依附在她的身上。民间的说法，鬼上身，以至于她掉魂了。她回来的次数越发的少，引起母亲的不满。
家里电线老化，雨棚失修，天井的水泥地开裂，电灯坏了，取水井的水泵坏了……这些问题，均匀分布在这两年间。季节更替，父亲在世承担的任务，分派给了儿子，春天浇灌小麦，除草，打药，收麦，晾晒，翻耕，播种，延续到秋天，收玉米，晾晒，脱粒，到了冬天农闲，拉煤，南屋里的水管总是上冻。卫华邦依次解决这些日常杂事，短暂的成就感后，等待下一件的出现。长此以往，卫华邦只要接到母亲的电话，心就有点紧张，包含着未知和一丝的恐惧，没有任何的惊喜可言。有一次，母亲说她中了二十万，这个消息立刻让卫华邦神经紧绷起来。她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说她中奖，对于这种司空见惯的骗局，母亲也当然知道。平静的生活终于起了一丝的波澜，对于一个丧偶独居的人，除了儿子，还能分享给谁呢，给女儿？在她的观念中，嫁出去的女儿，是别人家的，还是少叨扰为妙。挂掉电话，花了很长时间，卫华邦从跌宕的中奖消息中走出来，并不由得设想，如果真有这钱，会带来多大的便捷，一些生活上的难题将迎刃而解。店开业的这两年，生意并不兴隆，抛去一年一万八的房租，自己和牛慧的开销，一年不仅剩不下多少钱，还因为压货的问题，有了一笔外债。结婚这两年，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店铺二楼狭小的阁楼——因屋顶斜坡，有一半的空间需要俯身。睡觉的沙发床，其中一条腿断了，用砖头垫着。三伏天，把凉席铺在楼下，每天清晨在地面的湿气中醒来。冬天，打开小太阳，加盖一床被子，洗澡去公用的澡堂。顺着这么去想，陷入一个泥潭，进退两难，店继续开，还是怎么样？二十万在手的话，他会立刻和牛慧把店转让，刚开店时的美好设想早已破灭，还清欠债，剩下的钱，再四处借点，在城区付个首付买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