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应该坐在下面。我坐在下面，和他们一起当学生，笑着笑着笑到桌肚下面去。父亲就开心了。
我最后一次接到父亲的电话，他说我在节目里胡说八道，误导年轻听众。“什么空军寡妇，有什么值得同情的。1950年杨树浦广兴码头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报纸上说两个人头都炸没了，人生父母养，你有没有心肠啊。扬子江拖驳公司死掉的船员，只有三个有名字，一个姓郑，一个姓邵，一个姓周。其余都没人认领尸体，横死街头。码头旁边还炸死了三头羊，活着的一头眼睛里一直在流血。这是谁干的？你读过大学的心里没点数吗？我以前在电台里听节目都做笔记，现在听你讲话只能记个屁。你跟你妈在法拉盛刷盘子把水刷到脑子里去了吧？她忘本你也忘本，你是不是活腻了，活腻了你把家里门窗关关好西装穿穿好开煤气啊，要不要你爷老头子上门来帮你啊……”
我这才知道，父亲平日里是听我节目的。他听我说到的那些节气时令，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我们没有一天是在一起度过的。我的工作就是在广播里号召大家在一起过节，不过节枉为中国人，不吃惯奶油蝴蝶酥青团枉为上海人。我那么虚伪，父亲倒没有生气。
父亲是个对很多事都抱有非黑即白的认识和刻骨的仇恨的人。就和跟我握手的学院院长说的差不多：“我们这里的学生啊，思想都很淳朴，人都很正派的，没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奇怪的是，他又和北新泾桥下钓鱼、顺便说说抗美援朝往事的老头子不同，他是真的很气的。回想起来，父亲那时应该已经患上了毛病，身体不痛快，心里也不痛快。不过，他没有跟我说，他的徒弟（那个终于也不再年轻的老婆）也没有跟我说。父亲撩起电话骂了我一通，我都懒得骂回去，你怎么能和自己徒弟结婚呢，你脸都不要了吗？后来又过了一段日子，他就病逝了。据我继母跟我说，父亲没有留话给我，他到死都不想见我。她还说，你当时应该多给你爸爸打打电话的。他每天听你节目的。你每次在广播里“哈哈哈哈哈”笑，他都很不开心。他没亲眼见过你这么“哈哈哈哈哈”笑过。现在也没机会了，你去坟墓前，也不好“哈哈哈哈哈”笑给他听。
“你给他埋在哪？”
“金山，树葬，一棵树东南西北四面，可以放四个人。”
“你们一起？”
“没有。他一个人。”继母说。
搞得我很搓火。但我忍住了。她眼见老了不少。她也不容易。不知道图啥。再嫁，也不会容易。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已经是一个孤儿了。“上海孤儿”，听上去像一部名著。我有天在电台里说了一些自己的事，没有忘记说这个梗，我说，天地之间，我只有和“上海”，有比和父母在一起更长久的感情。上海陪我的时间更长了，它还将越来越长，天长地久一样。随后就进了广告，再后来我又播送了一段南北高架下匝道均有拥堵状况发生的新闻……日复一日，生活的惯性是如此。总好像有过一点强烈的感情，愤怒、嫉妒、委屈，差一点要爆发，转眼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讲座结束后，有位教务处的工作人员加了我的微信，他说他听过我的节目，很喜欢我说长辈们的故事。他给我的留言，就像很多听众一样，是一整屏一整屏的心声，不能细看，细看会有一点难过，而我早已经过了随时随地难过起来的年纪（总有一个难听的声音在我耳边泼冷水：帮侬搭啥界呢？）：
我爸是十八岁从上海到安徽，我是十八岁从安徽到上海。我今年三十七岁，在上海十九年，超过安徽了。我儿子有时候开玩笑，说我是外地人，我说你是上海人，不会说上海话，算啥上海小孩？
我爸喝了酒就喜欢说他插队的事情。你节目里说过的白莲泾，我也特别有感触。我爷爷家以前就在那里的，名叫大何家宅，是很多平房连成一片的住宅区。我爸小时候，会和小伙伴从白莲泾桥上跳水，有一次脚踩到河底玻璃，骨头都扎出来了，回家还要装作没事一样，怕被爷爷骂。
具体地址应该就是现在浦东游泳馆对面。
他们那代人，用上海话说，就是很经格，不娇气。
上海话中“经格”是“经得起折腾”“经受得住冲击、撞击”的意思，是一个男人词，不太用在女人身上。生猛者“经格”，孱弱者“勿经格”。看得透“经格”的人，大多都是不够“经格”的。人对自己不够狠，受不了晴天霹雳，就成不了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