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警态度很好，其实他们什么也没干，就只是站着。有位警察主动靠近过来，问安栗：“你是这家的女儿吧？”并用手指向地面。“你爸爸不在了吧。和妈妈过得还好吗？他们这样都是为了你吧，你看你开心哇，那么多人为了你躺在地上……”安栗听了心里有些酸楚。“你和他们气质倒是不太一样的哦。”他又继续叨叨。这位警察虽然年轻，倒是颇懂人情世故，先发制人。安栗要怎么开口解释呢，她有什么好开心的。就算有，那也不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开心”。心里的酸楚也很微弱，不足以撼动被荒诞揭开的生活场景。她连说一说“你们也可以不要这样”的勇气都没有的，说了也不会有人听的。她就问了问地上的母亲：“你冷吗？”母亲说：“不冷。”她就没话说了。虽然没话说，安栗却发自内心地感到了某种兴奋，感到了爱，奇奇怪怪的爱意，产生了奇奇怪怪的画面。大地上的他们太团结了，团结到根本不需要她，携手把她推出了画框。但画里的意境是她，主旨也是她，她来自他们，来自他们的团结、无赖和诙谐。真的要在桌上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吃饭，他们又是谈不到一起的家人，没有她说话空间的一家人，很奇妙的。
安栗想到小时候，家里房子还很小的时候，自己与母亲、父亲也是这样躺在地上的。他们一家，跷着脚看电视里抗洪救灾的晚会，团结的力量让人相信什么事情都可以战胜，但表面上，他们就只是跷着脚躺在地上，心里波涛汹涌，热泪盈眶。电视画面里的脸盆里，总会漂过被解放军救起的中国婴儿，场景很像是《西游记》里的水难，那个孩子聪慧异常，从小就要去做和尚，名叫江流儿……家里地上的脸盆呢，则装着一只有很多很多籽的西瓜，像甜蜜生活的瑕疵，怎么也挑不干净。挑干净了，西瓜瓢也就千疮百孔了。电风扇在一旁呼呼旋转，人还是被热成了坍塌的雪糕。父亲走了好多年了，安栗就连他的脸都快想不起来了。但是如果父亲还在，他们就不需要做这些戏剧化的事了，他们就可吹体面一点地在饭桌上做亲戚。她就还可以是父亲家的女儿，不单是母亲家的女儿。安栗心想，要是没什么事他们一家也能这么躺着就好了。父亲如果还在世的话，不知道他会选择和她一起站着，还是和他们一起躺着。而她，一个出过英文专著的青年学者，在这样的场景里，究竟是应该站着，还是进去警戒线里躺着？她的职业伦理也没有教她这些。如果受访对象采取了激烈的、突发的群体行动，她应该参与，还是永远保持远观？
这只是个开始。
母亲的微信里说得非常平淡：“你下班来爷爷家，他们要开始搞了。”安栗最终决定做的，就是给这家人拍了个照，母亲也拍了拍她。安栗突然觉得自己也应该躺下来的，但不知为何，有种强大力量将她与他们隔离了开来，她好像又回到了某个田野现场，和一群有欲望的老人们在一起工作。她的任务，只是记录他们的欲望，修改他们的欲望，并拍一张普利策奖风格的黑白照片发表出来。这张照片会出现在国际研讨会上，出现在她上课的PPT里。她不知道自己是消费了他们，还是在帮助他们。她将终生被这样的问题拷问。
隔几日，按照正常流程，拆迁组给爷爷家停了水停了电。其他亲属都签了字，母亲在哥哥们的帮助下，坚决不签字，坚决要房子。舅舅们还替钉子户的房子里，主动接上了水电。为了不留下话柄，大舅舅去虬江路买了电表水表，也给好好地安上了，提醒母亲不要忘记去支付水电费。要是玻璃碎了，舅舅们能配玻璃。要是床塌了，舅舅们还当过木匠，可以做出一张床来睡。要是有人推推搡搡，小舅舅还有一张不知道哪里搞来的残疾证，作为道德施压的法器……安栗想，如果外公在天之灵能看到这一切，他一定会感到很欣慰。他们这一家人是多么团结啊，仅仅是为了泼出去的水，都能如此同心协力，互助发电，为财产而战斗。
二人派出所的时候，母亲让安栗去警察那里核对笔录，还是那位警察。安栗挑出了几个错字，播放了手机视频，提示他们虽然发生了激烈的口角，但是并没有“推搡”，谈判也在进展中。民警修改了笔录。他总是瞄她，像一个熟人似的。
“那个，我查了你的论文，”民警说，“你去过台湾哦？”
安栗说：“我去做田野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