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说：“我觉得你的研究很有意义，手天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安栗说：“欧洲和日本也有义工组织，叫白手套。”
民警说：“台湾他们有多少人？”
安栗说：“几年前也就几十个人。在国外，这些职业是合法的。”
民警说：“其实我们社区也有很多残疾人。”
安栗手心开始冒汗了。她理应对这些问题不再感到紧张了。她甚至对着镜子训练过自己的表情管理，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据理力争，显出专业性来。但她却不敢看民警的眼睛。
民警继续说道：“可惜我们还没有那么先进哦，没有考虑到那么全面。对了，我还去豆瓣看了你的书，你会出中文版吗？”
这下安栗吓出一身冷汗，借口有事，签了字就跑出了派出所。她的母亲和舅舅们还在后面聊着天。他们好像在说，等拿到了房子，要做什么，什么，和什么……他们仿佛在齐心协力地爱着她，隔着十分遥远的距离。
“你一个大学老师，以后在派出所不要瞎跑，要镇定。”七十多岁的大舅舅后来对安栗说，“你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见不得人的事我们去帮你做了，你妈说了，你是读书人，我们不会要你干吗的。你跑什么呀，年纪那么大了看到警察还怕，还脸红……”
三
在《阿甘正传》里，安栗第一次看到残疾人嫖娼。在《亲密治疗》里，安栗第一次知道国际代理治病师。在宜家的咖啡吧里，安栗又看到了许许多多叔叔阿姨们在关关雎鸠、兼葭苍苍。那好像并不是一个灾难场景，相反带着某种抵抗的生机，反抗着老龄化社会所谓“手机难民”的刻板印象。和躺在地上的舅舅们、母亲一样，他们好像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复杂的生活世界，共享着一些似有若无的价值。也许他们的世界更加井井有条一些，更加有水有电，有理有据，有股票房子，有爱戴祖父的精神，也有保护妹妹的文化。然而，人的欲望是从未被讨论到的。安栗的欲望，母亲的欲望，舅舅们的欲望，很难在一个没有框架、没有理论、没有猎奇和特殊性的前提下被普通人关注到。在中国，在英国，都是一样的。没有人真的关注大地上的他们，他们也不关注安栗这样的人的内心。他们为她争取的一切，都是保卫她的外观。她其实也在为他们争取些什么、纪念些什么的。有时安栗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极其怪异的、断裂的。她对于身边的人没有具体的交流与深刻的共情，反而对于不认识的人，带有蓬勃的热心。她毕恭毕敬地走入他们的内心深处，毕恭毕敬地将之当作安身立命的责任和义务。哪怕那些事情是那么幽微、隐私、禁忌。
有个受访者说，只有看到志愿者的那一刻，他才觉得自己是个人。有个志愿者说，看到申请人，她才意识到有些事一个人的确做不了。大自然使人成双成对，不是让人谈恋爱玩的，而是让人互相安慰面对困难的生活的。即使是父亲过世的时候，所有的舅舅们都提醒她们母女以后要开始被男方家欺负了，安栗也没有感到过真正的恐惧。墓地和产房的画面，都不足以让她感到过恐惧。而当安栗看到英国政府会发一笔钱给残障人士，让他们可以到性工作的场所寻找性工作者时，当安栗访问到有一位四十岁的残障女士提出申请却不知道自己的阴道在哪里时，她却有了一刹那悚然的震撼。是那难忘的恐惧点燃了安栗内心的羞耻，使她开始走入这项研究，使她获得了一些晋升机会，彻底改变了职业生涯，仿佛一种命定。陷入越深，她越感到愧疚，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做点什么，又觉得自己承担不了那么大的责任。
那她知道爱在哪里吗？三十多岁了，谁知道爱在哪里呢？即使是健全的人，爱是不是也存在于我们尚未发现的地方？它一直生长在我们的身体上，可是通过个人，我们是看不到、体会不到的呢。有没有这样的政府，给残障人士一笔金钱，让他们去找一找看爱在哪里？又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人，实在是找不到爱了，他将一生只有三次机会提出公共性的爱的互助服务；排队长达两年以上，历经复杂的个人考评，才能等到这一社会福利，等到有一个专业的志愿者，愿意来和自己聊一聊爱长在哪里？而后，那个欣慰的人将写下看似很普通很普通的好句子：“今天，我终于来到了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好美。”
“今天，我终于来到了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好美。”也是母亲（和父亲、舅舅们）为她奋斗争取的一种未来，物质的未来。细想起来，这个“房间”一样又不太一样的。怎么会那么不一样呢？这是一个洋葱一样一层层的爱的世界，每剥开一层，都仿佛是新一轮的刺激，新一轮的浸染，新一轮的让人泪眼模糊，难以睁开眼。